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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以及女性择偶时有多看重对方的抚养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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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统计数据反映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离婚率是两头高：绝大部分离婚发生在3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前者尚未生育的比例很高，后者则孩子已经自立。从这一点看，婚姻在中国的基础依然稳固，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未婚母亲和单亲家庭已十分普遍而平常，许多人干脆不结婚了，即便结婚，其择偶考虑中抚养孩子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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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婚姻的核心基础未变，但功能层面上的契约形式，所规定的义务内容以及有利于巩固婚姻制度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却可能正在迅速改变，这是因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婚姻关系的核心职能已无须由这些文化和制度元素来维系。当然，偏好和文化的惯性会延迟这一变化，但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上，这种变化是难以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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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性组成核心家庭合作抚养孩子的婚配模式，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历史至少和现代智人的起源一样早，或许更早。它塑造了我们人性和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比如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性嫉妒、男性的处女情结、对配偶出轨信号的敏感，这种敏感在男性更侧重于身体出轨、女性更侧重感情出轨，择偶倾向中男性对生育能力的关注、女性对保护和抚养能力的关注。文化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很多对婚姻责任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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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某些元素对于婚姻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必须的，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有了可靠的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对丈夫而言，妻子出轨的代价比以前要低得多，一顶不结果的绿帽不会把他妻子的肚子占用数年（含哺乳期），也不会让他受骗抚养别人的孩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低婴儿死亡率和少生精养的生育策略，使得妻子的可生育年龄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度稀缺，即便不是处女、甚至给别人生过孩子，其生育价值也不会下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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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有了财产地位等非人力资产，男性求偶者便无须用难以自拔的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专一性抚养意愿和能力，后者是缺乏信用抵押物时取得信任的替代品，就像身无分文的创业家在天使投资人面前所表现出的对事业的狂热和执着，但假如你有一套房产，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有大把现金可以为妻子和孩子买足保险，便无须用这种狂热来让她信服和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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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代人寿命两倍于古人，并且，高度流动性社会中，年轻人的教育和事业前景也更少依赖家庭关系和家族纽带，因而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中年过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必再为孩子而维持婚姻。同时，女性财务上的独立性，使得中老年人的离婚无须再背负遗弃妇弱的伦理包袱，这些，都使得中老年离婚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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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化和本能都有强大的惯性，许多人性和文化元素起初只是功能性的，可一旦出现并长期存在，便成了我们心理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终极性的价值，即便其原先所服务的那些目标不再需要它们，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偏好和行为，进而影响道德与法律制度，只有经过多次世代更替，才会被新的价值和制度元素替换。文化元素的替换快一些，两三代间即会大幅改观，本能则常常需要数十代才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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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惯性并不简单对应着结构上的稳定。在很长的未来，人类大概都会继续拥有爱情和性嫉妒的本能，但由于婚姻已不再那么需要它们来维持，基于它们的情感需求在婚姻关系中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人们很可能找出其他关系来安放它们，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贵族社会中，由于婚姻变成了政治和财产权交易，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浪漫爱情很少被置于配偶关系之中。随着现代有限责任婚姻的兴起，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或许会更松散，从这一点看，当今寻求同性婚姻权利的运动，倒是颇有些保守主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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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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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未来对婚姻影响更大的因素可能是人口转型，人口压力的逐渐松弛，会降低社会竞争强度，继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男女特别是女性在做出婚姻决定（无论是择偶还是离婚）时，不再将对方的物质能力看得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会更多考虑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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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婚姻的核心宗旨就变了，重心将从抚养儿女转移到夫妻情感，可是这样一来，婚姻就与同居关系没有根本区别了，原先将夫妻拴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孩子——不再像以前那么牢固有力了，尽管孩子的情感需要也会让离婚者有所顾忌，但毕竟不如物质条件那么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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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化，我们很快会在刚刚开始跨入婚育年龄的90后一代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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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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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No.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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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以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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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情况在国内确实不少见，特别是乡村和小城市，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也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地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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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某些传统社会观念，你发达了，就背负上了帮助亲友改善处境的责任，而后者也会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来沾一点光；而且这种帮助对施助者也颇有好处，当你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需要寻找一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在需要时获得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情感的、道义的还是财力人力和信息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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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她那些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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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甚至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都很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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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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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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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对待亲属与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的局面，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忽视或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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