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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高度流动性的都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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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变迁，连同其他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变得日益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关系都将从头建立起来，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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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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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地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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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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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组织向复杂化和大型化发展的历史上，姻亲关系曾起过关键作用。最初的人类社会都是由单系（父系或母系）血缘群体所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是父系群。随着世代更替、血缘渐疏，此类单系群不断分支裂变，而且各裂变分支往往相互邻接，是竞争资源的直接对手，因而群体发展壮大很受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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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关系恰好可以补偿这一缺陷，它让家庭有机会在本社群之外发展关系，找到盟友，在那些缺乏司法秩序、充斥着血仇循环、所有外人都是敌人的社会中，这种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你出门旅行或从事贸易时，途经之处缺少盟友庇护是极端危险的。持续的通婚关系，进而可以让若干群体建立合作联盟，在战争中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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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大人物通常更倾向于和其他群体的大人物结亲，反过来，建立广泛而友好的姻亲关系，也是个人提升和巩固权力的手段，长此以往，若干合作群体之间可能逐渐形成一个持续通婚的上层圈子，利用婚礼节庆等场合经常聚会，并发展出协调相互关系的规范，于是一个二级政治结构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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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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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4，No.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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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对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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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岁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某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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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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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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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了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地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的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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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生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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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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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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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来，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类似的，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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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多半被抑制了，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但是在健身馆，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啥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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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相反，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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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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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到的第一个问题，通俗说法是“选择太多反倒挑花了眼”，更精确的表述是：在传统社会，由于交往对象预先给定、充分了解且基本固定不变，因而择偶是一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次性决定；而在流动性社会，候选配偶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陆续出现，过早或过晚决定都可能错过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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