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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所谓“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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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引擎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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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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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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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hamadryas baboon）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地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和部落——的复杂等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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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得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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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也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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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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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人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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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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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合作联盟在推动社会结构进化上的作用，可以通过对照几种不同的联盟组织形式而看得更清楚。一种是多层父系家族，这也是最“自然”的组织形式，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树形结构。前面我已提到，此类结构的规模和复杂度受限于因血缘渐疏而发生的周期性分支裂变，突破这一限制的一种途径是通过高层姻亲关系建立通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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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组织形式，是在血缘群体内突破家族树结构而按年龄或辈分组成横向联合。在非洲和南美的一些部落社会，流行着两种按年龄段组织男性联盟的习俗，被人类学家分别称为年龄等级（age grade）和年龄组（age set），男性部落成员在达到规定年龄，经过某种类似于成人礼的资格审查或能力考验之后，加入相应年龄组。在年龄组中，个人一旦加入就终身归属于该组，而在年龄等级中，个人可凭其经历和表现而升至更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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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为每个年龄组规定了其社会职能、特权、义务和行为规范，年龄组往往还作为战斗单位而在战争中共同行动。比如南非祖鲁族的军队便以年龄组为组织单位，类似模式在各班图语民族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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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突破家族结构局限而实现社会组织大型化的一种努力，看起来卓有成效，但它仍然处于父系亲缘关系的框架之下。采用这一模式的部落社会，整体上仍是个父系群。同一年龄组的成员差不多是或远或近的N重堂兄弟，尽管在群体内突破了家族树的结构限制，父系亲缘仍是他们能够达成紧密合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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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际上这条原理是我在2005年的文章“谁做老板？这是个流动性问题”（No.663）里提出的，该文收录于《自私的皮球》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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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四章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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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而言，教育是它将自身装载到新的个体头脑中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文化不断获得新载体，从而在一代代个体生死交替的同时得以存续下去，并在比个体寿命长得多的时间内保持连续性；在此意义上，教育就像磁带翻录机，让音乐跨越个体磁带而得以长存。当然，文化系统庞大而复杂，每一个体所装载的，只是其中一个堪以自成体系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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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个人，教育则是习得一种语言和它所包含的知识，一套生活与社会技能，一组口味、偏好、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过程；简言之，教育过程为个体安装了一套文化系统，就像为电脑裸机安装一套操作系统，从而将裸猿变成衣冠之猿，拥有在特定社会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文化禀赋和社会能力，并具有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人格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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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结构简单、文化朴陋的小型社会，教育和生长发育一样自然而顺利，一个人只要身心健全，并且不被隔离在日常社会生活之外，无须太多努力，便可顺利习得和别人差不多的文化，而即便他格外努力，也学不到太多超出普通水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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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我们裸猿并不真的像电脑裸机那么空白，而是内置了各种高度特化而有效率的学习机制，对生活所需的学习任务有着本能的饥渴和领悟力。因为人类物种已在类似条件下进化了数十万年，已经获得了针对这些学习任务的适应器，它们就像一个有待填充的知识框架，引导我们按某个时间表自发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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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刻板的一种学习机制被动物行为学家称为“铭刻（imprint）”，它们随个人成长过程而自动展开，有点像电脑首次启动时的参数配置过程；有些候鸟会在首次随长辈作夜间飞行时，记下当时的星图，此后一生便可用此星图为季节性迁徙作导航。人类很可能借助类似机制，我们在幼年时便学会了哪些东西可以吃，而哪些是有毒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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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学习都这么刻板，但许多学习过程背后或许都有着类似的机制，即我们本能地寻求某些知识，并懂得从何种情境中提取它们，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最令人惊叹的是语言之习得，尽管语言非常复杂且变幻多端，其难度在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时都能体会，但只要在学习窗口期被适当暴露于母语环境中，每个健康孩子都能轻易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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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组织起更大型社会，有了更精细的分工与合作，发展了需要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进而创造出极为繁复庞杂的文化，这种自发的学习方式就无法满足所有需要了。许多技能和职业需要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并得到专家的传授和指点，往往还要在特定的教学设施和课业程序之中进行，这就要求教育必须成为一项专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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