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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一书中，他从这些观察中选择了9个主题，并结合其他39个小型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资料，展示了这些社会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作者希望它们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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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孩子，戴蒙德发现，不同社会的做法千差万别，中非的阿卡（Aka）族俾格米人采取完全放任主义，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约束或干预孩子的活动，数月大的婴儿摆弄利刃，几岁孩子去野兽出没的丛林中玩耍，都不会有人管。新几内亚的伊努（Enu）族人会看着孩子将手伸进火堆而无动于衷，结果人人身上都有几个儿时留下的烧伤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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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极端，巴拉圭的阿契（Aché）族印第安人严格限制孩子行动，5岁之前很少离开母亲身体一米以外。加纳的塔伦西人（Tallensi）会毫不迟疑地责罚犯错的孩子，常见方式是鞭打，而且社区内每个成年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矫正所见到的儿童不当行为，无论犯错者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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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奉行平等主义，对待孩子也最宽松，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的农牧社会则管教更严厉，其中以畜牧者为最。更细致的比较可以发现影响管教宽严的几个常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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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环境中常见危险的性质，像草原狩猎者面临的狮子、鬣狗、毒蛇之类危险，特征很明显，一旦出现会引起成年人的强烈反应，因而孩子耳濡目染之下很容易学会。亚马孙丛林中则充斥着难以识别却随时可能触及的有毒动植物，对这种被动危险物，既没有机会从成年人的反应中学会规避（因为被动危险物不会引出显著行为），也很少留给个体通过探索试错进行自我学习的机会，一旦犯错往往非死即残，不像玩弄刀具和火堆，后果虽痛苦，却顶多留下几个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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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有没有贵重财产可被破坏，狩猎采集者财产极少，仅限于可随身携带的物品，孩子玩火可能烧掉的，只是一间原本就会定期抛弃的简易茅屋。而农民孩子可能因玩火而烧掉贵重的住宅或谷仓，或者因疏忽而放跑牲口，从而危及全家生计乃至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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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孩子在家庭中所承担的任务和相应责任。传统社会都会让稍大些的孩子参与一些生产活动，既可减轻家长负担，也可为今后独立生活训练技能。通常这样的工作是辅助性的，并不独立承担责任，但也有例外，特别是畜牧业者会经常让孩子独立照看和放牧牲口，而更常见的是让大孩子照顾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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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赋予孩子重大责任，就不可避免会在他们失职时施以惩戒，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虎妈们对孩子抱有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为此制订严格的培养计划，一旦孩子表现不合期望，便施以重罚，许多悲剧正是这样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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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越是大型、结构关系复杂、等级分化度高的社会，个人受其约束的社会规范就越繁杂，需要习得的社会技能也越多，为此家长需要种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赞许的，即便它与危险或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社会规范背后的逻辑往往并不那么直白，连家长自己也未必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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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验中或许没有多少可以照搬的做法，但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极端放任主义的家长们，或许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的宽容和接纳，但为了避免伤害，就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消除了全部危险的温室，也不让孩子承担任何任务和责任。但这样一来，孩子或许就失去了许多自我探索和试错的机会，失去了学会独自面对危险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生活技能和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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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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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儿童死亡率很高，除疾病外，意外事故和伤害是重要因素。由于男孩更多参与探索性和冒险性活动，也更爱争吵打斗，事故死亡率远远高出女孩，所以，尽管出生性别比（即每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通常在102-105之间，但到了婚嫁年龄，男孩已经比女孩少了。实际上，出生性别比高于100，正是自然选择偏爱平衡的婚龄性别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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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后果之一是大幅降低了儿童意外死亡率，相应地也缩小了男孩女孩之间的意外死亡率差异，表现在统计上，当今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不再被男孩的高死亡率拉平。比如美国，2000年0-4岁性别比为104.8，15-24岁性别比为105.3；而中国的对应数字是119.1和104.4，很明显，中国男孩的意外死亡率仍大幅高出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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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这一变化的，很可能是现代教育模式。全日制学校教育将儿童全天候地置于封闭受控环境之中，处于身负法律责任的成年人监护之下，因而接触各种危险的机会远远少于过去。这一改变好处是带来了安全，坏处是限制了儿童自发探索世界的机会，不过这代价恐怕是现代父母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和一半孩子会在成年之前夭折的年代相比，他们对失去孩子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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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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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9，No.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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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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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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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两个月后没找到工作的只有8.1％，不到大学生的一半；这一反差实际上表明了，在大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当前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大程度上正是现有教育体系所造成的。教育经历一方面让学生对自我身份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也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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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有关工资水平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岗位的工资已经大幅超出白领岗位，但多数大学生仍宁愿拿着两三千元的月薪，忍受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挤在大城市的群租房甚至地下室里，也不愿接受一份月薪五六千或者更高的蓝领工作，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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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个认知，除非这个地位已低得无法再低，他都会希望他人认可其地位，并竭力避免从这地位跌落。当跌落前景出现时，如何避免它就成了头等优先的大事，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许多人在破产、失业、事业失败、罪行丑闻败露后自杀，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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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普通高等教育会让学生对白领地位形成自我认知，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很少有这样的效果呢？或许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价值观和科举传统有关。士大夫历来是蔑视技术专长和专业价值的，而科举制不仅与这种价值观完全配合，还搭建了一部反专业化的社会地位爬升阶梯。这部阶梯在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流动结构中取得了压倒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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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最贫困阶层的青年也有机会向上爬，但他们借以向上爬升的通道（至少在和平年代）只有科举一途（尽管在某些时代做太监也是条上升出路，但与科举相比，这条通道毕竟太狭窄），而凭借各种专业技术能力向上爬升的空间极为有限。许多王朝甚至通过将许多技术性职业列入贱籍而刻意堵死这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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