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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氛围，在其中，像厨师、木匠、技工、家政、护理这样的技术性职业，尽管收入可以很高，但在流行价值观中却被视为是卑下而缺乏吸引力的，不是一条可借以向上爬升的适当阶梯；而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在这些职业圈子的内部，也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丰厚的专业价值观，让从业者从中获得价值满足和自豪感，并以此吸引年轻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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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从事某项专业、拥有相应技能、用这些技能作出好东西——这些活动本身带给从业者金钱和实物报酬之外的满足。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专业化分工的稳定存在，需要专业圈子内对产品和技能进行持续的比较、评价和讲述。通过师徒传承关系而形成传统和流派。这种文化要发育得比较丰厚，还需要一部分从业者成为专业的评论、研究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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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餐饮行业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仅需要专业厨师，还要美食评论家去评论和传播他们的作品，要有历史学家去追溯烹饪技术的发展沿革和传承关系，要有食品和营养专家去研究各种食材，要有行业组织和专业刊物为知识和传统的积累提供交流和组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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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着排斥专业价值观的传统，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就缺乏发育成熟的专业价值观，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领域发展自身组织和文化传统所需要的恰当环境。此类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诸如维基词条编辑和开源代码贡献这样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中，表现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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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职业学校和大学原本都可以参与这些发展过程，但实际上，国内的职业学校大都停留在技能培训，而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而普通高校则多半对这些领域不屑一顾，视之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杂学，难入象牙之塔的奇技淫巧。在前些年的学校合并升级改造浪潮中，许多学校甚至迫不及待地摆脱这些成分而把自己标榜成所谓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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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设计和经营的公立教育与科研产业，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由普通教育、大学教职、院士、核心期刊、诺贝尔奖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科举系统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白领成了现代士大夫，那些宁可受穷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成了现代范进。这个系统在未来将继续源源不断地创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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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范进们，更为不幸的是，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消灭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产业已经和正在经历扁平化改造，比如在新型连锁企业对传统零售服务业、电子商务对实体零售店的替代过程中，企业层级结构变得高度扁平，大量中间层级被取消，而正是这些中间层级提供了大量白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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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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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价值观上，中国和日本恰好处于两个极端。日本的匠人文化可谓专业价值观的典范，而在士大夫文化中，“匠人”是个贬义词。在日本，像AV业这种几乎在所有社会都会被视为不入流的行当，照样可以做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在中国，即便那些戴着专家头衔，被认为很体面的行当，也普遍缺乏专业精神。如此强烈的反差，着实让人惊叹文化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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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反差的最明显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的不同。古代日本贵族势力强大，等级森严，奈良时代虽一度模仿唐朝推行科举，但影响很小并很快荒废，百年内所取进士只有数十人。没有科举系统或周期性王朝更替所创造的社会流动性，各阶层只能安于由出身所给定的职业身份，长此以往，各阶层和行业便形成自己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个人在其中追求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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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精神的一个要点是，少问“why”多问“how”，在追问链条上别走太远，及早接受某些使命为自己“分内”之事并努力将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连串追问以构建一套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奉行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态度的民族，比较容易在上层价值取向被完全替换之后，迅速为自己重新找到“分内使命”，并以同样的专业精神去加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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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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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1，No.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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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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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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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儿童，接受文化驯化而成为社会人，并确立自身人格的那个阶段，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特别是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将孩子封闭在固定年限和统一模式的学校环境中之后，在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重大问题上，家长所能做的选择也就只有择校了。即便那些在这点上不甚苛求，也没有特定期待的家长，也总会希望孩子不要成为某些样子，因而总是对孩子即将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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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学校的好处倒未必在于给孩子教了些什么，而更在于将什么样一群孩子聚在了一起，为这个孩子世界的自组织过程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后者将影响从这一自组织过程中发展出何种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而这些将构成孩子们未来人格的一部分；有研究发现，在塑造个人秉性的环境因素中，同龄人的影响比家长更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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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个竞技场，而成长过程是在为未来社会生活做演练，因而孩子们总是善于为自己搭建模拟竞技场，在其中习得各种社会技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孩子们也总是能善于找到让社会竞技得以展开的题材，然而不同的题材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也为孩子提供着截然不同的生态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同龄群体中的文化氛围得以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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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高年级大孩子都在为离校后进入街头帮派并在其中占得优势地位做准备，那么与此相应的竞赛格局就会向下渗透到小孩子中，比谁打架更凶狠、谁能控制更多小弟、谁有大哥罩着，这些就会成为孩子们评估自身成就的价值标准，而帮派伦理就会主导孩子世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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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要可能，家长都会避开这样的学校以及孕育这种学校的社区。不过，尽管对哪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学校人们看法较为一致，但在何种学校才最理想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当涉及宗教、种族、东西文化差异和对待各种传统习俗的态度时，分歧更是难以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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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应为家长保留充分的选择机会，并且让作为供方的学校和办学者对家长的意愿和选择能够自主做出反应，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教育需求。然而各国目前普遍施行的公立教育制度下，这样的选择机会却十分有限；在美国，尽管有不少私立学校，但选择私校意味着在交税之外额外又交了笔学费，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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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中国的由行政当局全盘控制统一分配教育资源，美国的学区制留给家长的选择机会相对多一些，由于它的激励回路更短，对学校的激励约束效果也更直接。每个学区的学校经费由区内业主的房产税供养，低于最低标准的不足部分由州政府资助，而超出部分可由学区自主支配。对于这笔经费的使用，业主们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至少在重大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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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自主支配的部分构成了激励条件，办得好的学校能为学区吸引来更多买房者，抬高房价，从而提高房产税并获得更多教育经费，学区甚至能说服业主们提高税率或发行债券来获得改进所需的资本；相比之下，中国家长虽也可通过购买房产获得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但既不能影响经费使用，也不能确信买房之后学校不搬走，因而这种选择机会远不如学区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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