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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越是大型、结构关系复杂、等级分化度高的社会，个人受其约束的社会规范就越繁杂，需要习得的社会技能也越多，为此家长需要种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赞许的，即便它与危险或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社会规范背后的逻辑往往并不那么直白，连家长自己也未必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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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验中或许没有多少可以照搬的做法，但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极端放任主义的家长们，或许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的宽容和接纳，但为了避免伤害，就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消除了全部危险的温室，也不让孩子承担任何任务和责任。但这样一来，孩子或许就失去了许多自我探索和试错的机会，失去了学会独自面对危险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生活技能和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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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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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儿童死亡率很高，除疾病外，意外事故和伤害是重要因素。由于男孩更多参与探索性和冒险性活动，也更爱争吵打斗，事故死亡率远远高出女孩，所以，尽管出生性别比（即每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通常在102-105之间，但到了婚嫁年龄，男孩已经比女孩少了。实际上，出生性别比高于100，正是自然选择偏爱平衡的婚龄性别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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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后果之一是大幅降低了儿童意外死亡率，相应地也缩小了男孩女孩之间的意外死亡率差异，表现在统计上，当今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不再被男孩的高死亡率拉平。比如美国，2000年0-4岁性别比为104.8，15-24岁性别比为105.3；而中国的对应数字是119.1和104.4，很明显，中国男孩的意外死亡率仍大幅高出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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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这一变化的，很可能是现代教育模式。全日制学校教育将儿童全天候地置于封闭受控环境之中，处于身负法律责任的成年人监护之下，因而接触各种危险的机会远远少于过去。这一改变好处是带来了安全，坏处是限制了儿童自发探索世界的机会，不过这代价恐怕是现代父母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和一半孩子会在成年之前夭折的年代相比，他们对失去孩子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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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为何高等教育在制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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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9，No.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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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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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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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两个月后没找到工作的只有8.1％，不到大学生的一半；这一反差实际上表明了，在大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当前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大程度上正是现有教育体系所造成的。教育经历一方面让学生对自我身份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也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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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有关工资水平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岗位的工资已经大幅超出白领岗位，但多数大学生仍宁愿拿着两三千元的月薪，忍受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挤在大城市的群租房甚至地下室里，也不愿接受一份月薪五六千或者更高的蓝领工作，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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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个认知，除非这个地位已低得无法再低，他都会希望他人认可其地位，并竭力避免从这地位跌落。当跌落前景出现时，如何避免它就成了头等优先的大事，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许多人在破产、失业、事业失败、罪行丑闻败露后自杀，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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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普通高等教育会让学生对白领地位形成自我认知，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很少有这样的效果呢？或许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价值观和科举传统有关。士大夫历来是蔑视技术专长和专业价值的，而科举制不仅与这种价值观完全配合，还搭建了一部反专业化的社会地位爬升阶梯。这部阶梯在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流动结构中取得了压倒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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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最贫困阶层的青年也有机会向上爬，但他们借以向上爬升的通道（至少在和平年代）只有科举一途（尽管在某些时代做太监也是条上升出路，但与科举相比，这条通道毕竟太狭窄），而凭借各种专业技术能力向上爬升的空间极为有限。许多王朝甚至通过将许多技术性职业列入贱籍而刻意堵死这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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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氛围，在其中，像厨师、木匠、技工、家政、护理这样的技术性职业，尽管收入可以很高，但在流行价值观中却被视为是卑下而缺乏吸引力的，不是一条可借以向上爬升的适当阶梯；而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在这些职业圈子的内部，也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丰厚的专业价值观，让从业者从中获得价值满足和自豪感，并以此吸引年轻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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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从事某项专业、拥有相应技能、用这些技能作出好东西——这些活动本身带给从业者金钱和实物报酬之外的满足。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专业化分工的稳定存在，需要专业圈子内对产品和技能进行持续的比较、评价和讲述。通过师徒传承关系而形成传统和流派。这种文化要发育得比较丰厚，还需要一部分从业者成为专业的评论、研究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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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餐饮行业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仅需要专业厨师，还要美食评论家去评论和传播他们的作品，要有历史学家去追溯烹饪技术的发展沿革和传承关系，要有食品和营养专家去研究各种食材，要有行业组织和专业刊物为知识和传统的积累提供交流和组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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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着排斥专业价值观的传统，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就缺乏发育成熟的专业价值观，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领域发展自身组织和文化传统所需要的恰当环境。此类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诸如维基词条编辑和开源代码贡献这样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中，表现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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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职业学校和大学原本都可以参与这些发展过程，但实际上，国内的职业学校大都停留在技能培训，而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而普通高校则多半对这些领域不屑一顾，视之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杂学，难入象牙之塔的奇技淫巧。在前些年的学校合并升级改造浪潮中，许多学校甚至迫不及待地摆脱这些成分而把自己标榜成所谓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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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设计和经营的公立教育与科研产业，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由普通教育、大学教职、院士、核心期刊、诺贝尔奖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科举系统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白领成了现代士大夫，那些宁可受穷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成了现代范进。这个系统在未来将继续源源不断地创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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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范进们，更为不幸的是，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消灭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产业已经和正在经历扁平化改造，比如在新型连锁企业对传统零售服务业、电子商务对实体零售店的替代过程中，企业层级结构变得高度扁平，大量中间层级被取消，而正是这些中间层级提供了大量白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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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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