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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价值观上，中国和日本恰好处于两个极端。日本的匠人文化可谓专业价值观的典范，而在士大夫文化中，“匠人”是个贬义词。在日本，像AV业这种几乎在所有社会都会被视为不入流的行当，照样可以做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在中国，即便那些戴着专家头衔，被认为很体面的行当，也普遍缺乏专业精神。如此强烈的反差，着实让人惊叹文化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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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反差的最明显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的不同。古代日本贵族势力强大，等级森严，奈良时代虽一度模仿唐朝推行科举，但影响很小并很快荒废，百年内所取进士只有数十人。没有科举系统或周期性王朝更替所创造的社会流动性，各阶层只能安于由出身所给定的职业身份，长此以往，各阶层和行业便形成自己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个人在其中追求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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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精神的一个要点是，少问“why”多问“how”，在追问链条上别走太远，及早接受某些使命为自己“分内”之事并努力将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连串追问以构建一套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奉行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态度的民族，比较容易在上层价值取向被完全替换之后，迅速为自己重新找到“分内使命”，并以同样的专业精神去加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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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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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1，No.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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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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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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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儿童，接受文化驯化而成为社会人，并确立自身人格的那个阶段，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特别是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将孩子封闭在固定年限和统一模式的学校环境中之后，在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重大问题上，家长所能做的选择也就只有择校了。即便那些在这点上不甚苛求，也没有特定期待的家长，也总会希望孩子不要成为某些样子，因而总是对孩子即将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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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学校的好处倒未必在于给孩子教了些什么，而更在于将什么样一群孩子聚在了一起，为这个孩子世界的自组织过程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后者将影响从这一自组织过程中发展出何种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而这些将构成孩子们未来人格的一部分；有研究发现，在塑造个人秉性的环境因素中，同龄人的影响比家长更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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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个竞技场，而成长过程是在为未来社会生活做演练，因而孩子们总是善于为自己搭建模拟竞技场，在其中习得各种社会技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孩子们也总是能善于找到让社会竞技得以展开的题材，然而不同的题材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也为孩子提供着截然不同的生态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同龄群体中的文化氛围得以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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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高年级大孩子都在为离校后进入街头帮派并在其中占得优势地位做准备，那么与此相应的竞赛格局就会向下渗透到小孩子中，比谁打架更凶狠、谁能控制更多小弟、谁有大哥罩着，这些就会成为孩子们评估自身成就的价值标准，而帮派伦理就会主导孩子世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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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要可能，家长都会避开这样的学校以及孕育这种学校的社区。不过，尽管对哪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学校人们看法较为一致，但在何种学校才最理想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当涉及宗教、种族、东西文化差异和对待各种传统习俗的态度时，分歧更是难以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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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应为家长保留充分的选择机会，并且让作为供方的学校和办学者对家长的意愿和选择能够自主做出反应，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教育需求。然而各国目前普遍施行的公立教育制度下，这样的选择机会却十分有限；在美国，尽管有不少私立学校，但选择私校意味着在交税之外额外又交了笔学费，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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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中国的由行政当局全盘控制统一分配教育资源，美国的学区制留给家长的选择机会相对多一些，由于它的激励回路更短，对学校的激励约束效果也更直接。每个学区的学校经费由区内业主的房产税供养，低于最低标准的不足部分由州政府资助，而超出部分可由学区自主支配。对于这笔经费的使用，业主们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至少在重大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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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自主支配的部分构成了激励条件，办得好的学校能为学区吸引来更多买房者，抬高房价，从而提高房产税并获得更多教育经费，学区甚至能说服业主们提高税率或发行债券来获得改进所需的资本；相比之下，中国家长虽也可通过购买房产获得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但既不能影响经费使用，也不能确信买房之后学校不搬走，因而这种选择机会远不如学区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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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完全由私立学校组成的自由教育市场相比，学区制所提供的选择毕竟有限。首先，对那些房产税额低于最低标准的贫穷社区，激励机制完全失效，因为无论业主和家长评价如何，他们总能从州政府得到补贴，因而能够支配的经费是恒定的，与教学质量和学区口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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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区制下虽让家长可以选择学校，但供方仍是政府办的国企，类似于电信业，国企间虽也有竞争，但创新意愿和能力皆远不如私企，不会去探索尝试各种可能的办学方式，更不会冒风险去试验一些只有少数家长认同的非主流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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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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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习得文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常被严重低估，“他还太小，不可能理解这种事情，所以那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这种想法的谬误在于，影响根本不需要以被影响者的理解为前提，只需要他对特定信号作出特定反应即可。事实表明，儿童会主动捕捉各种关乎其未来生存条件的重要线索，并对之作出反应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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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从早期胚胎就开始了，假如胎儿“发现”母亲营养水平太差（比如血糖太低），就可能“认为”自己将出生在一个不景气时代，今后遭遇饥荒的几率较大，因而“决定”将自己的代谢系统调整得更倾向于囤积脂肪（而不是将能量轻易耗费在次要活动上）。这样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可能遭遇的饥荒中更有机会生存下来，但因此他也就更容易肥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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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我曾提到，假如小女孩“发现”自己没有父亲，便会将自己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系统调整得更偏向于短期关系，因为对于缺乏父亲保护和抚养的苦孩子，偏重短期关系的策略可能更有利。诸如此类的调整显然不是基于理解的，但正是成长过程中一系列这样的反应和调整，塑造了个体的人格、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这种塑造当然不是任意的，因为遗传特性已经限定了个体如何调整和调整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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