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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4]，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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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地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某些信念和预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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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相信店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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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些信念（至少其中某些）。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可能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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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科学、教育和传媒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因为在一时一地发生概率极小的灾祸，在全球范围和漫长历史中大都已经发生过，人们也都已从课堂、传媒或演习中听到过，并对如何应对有所准备；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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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以及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那些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上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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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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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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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信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官员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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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靠时，他们对于这些依靠对象的信任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地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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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恐慌无助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发生，如本次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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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地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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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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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考察了众多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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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洞见对我们考察社会组织结构如何更好抵御像自然灾难这样的外部冲击，将有所启发。无论灾区还是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紧急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地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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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广泛，人们创建了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有着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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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县衙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更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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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过程极大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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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其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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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等级制和作战守则，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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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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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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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式土地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各种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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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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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组织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组织员工，牧师和长老可组织教众，医生可组织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组织起自我救援队，甚至像足球俱乐部、学生会、老年协会，也都可能发挥其联络和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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