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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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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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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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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地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或许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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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留洋或进报馆，民团乡勇投奔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地方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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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自发组织联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地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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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需要制度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治家应改变计划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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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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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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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户外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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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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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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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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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反复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将个人牢牢束缚在一个笼罩生活所有方面的单一关系网络和伦理系统之中。现代化过程将个人从中解脱出来，变得更独立自主，获得更多选择空间，也让社会更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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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好的一面，它还有坏的（至少是危险的）一面：摆脱了传统依附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个人，若未能从其他组织中寻求安全和表达利益诉求，便只能转而依赖国家权力，此时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假如国家过于虚弱而未能提供基本保护，个人就会倾向于向武装帮派寻求保护，正如许多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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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国家足够强大，并且其保护主要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提供，那便是我们在现代法治社会所见到的理想情况；但国家保护也可能以裙带式的政治效忠／庇护，或党派间政治分赃的方式提供，结果就会助长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力，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帮助个人抵御强权的那些基层和地方组织，却已随现代化而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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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主张大政府和国家干预的进步派总是在高流动性的大城市拥有压倒性多数，便是上述危险的一个显著迹象。脱离传统网络的个人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建立新的传统和自发秩序，将是未来个人自由能否得以保存的关键，否则，他们起初从现代流动性中获得的好处，又会被权力一点点蚕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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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奥林匹克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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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5，No.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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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雅典奥运可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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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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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它们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血淋淋献祭场面，你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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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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