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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晋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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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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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需要尽可能了解对方底细，以便决定采取何种姿态和策略，将交往引向何种方向与深度，但由于信息条件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只会将自己最熟悉的交往对象（其数量受限于邓巴数）当作一个个有着独特而丰富个性的人对待，并记住他们和自己以及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历史，其余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归类或者贴标签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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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每个人的交往对象很少会超出上述局限，因而有着充分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对方，若没这条件，则索性不予交往，这是那时候对待陌生人的普遍态度；在现代流动性社会，人们时常会遇到新的交往对象，没有条件知根知底，却又必须交往，这时候，对标签的需求便旺盛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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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代人的文化人格更为多面化，单一归类不足以描绘。在古代，从口音和职业更容易猜到一个人许多其他方面，现在却不容易了。一个白领身份无法告诉我你是文青还是科技宅，是金庸迷还是韩粉，是国粹党还是英伦范，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要让别人迅速了解这些底细，必须贴上很多标签，所以为让自己的社交变得更有效，人们也会主动往自己身上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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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和微博上常可见到一些ID在自我介绍中罗列一大串标签，甚至挂在头像上唯恐你看不见，不过这种赤裸裸的贴法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太不优雅了，需要些更婉转含蓄的方式，这时候，各种时尚品牌、明星偶像、情怀大师和腰封天使们便就有了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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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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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3，No.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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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4]，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与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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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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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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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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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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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乃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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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地“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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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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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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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地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地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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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以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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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变态而不会获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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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地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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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罢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地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X，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和延续传统，是在满足“自己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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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功利性考虑的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旁人的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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