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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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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即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的需要是对立的，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进一步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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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在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追求的人将大量增加，却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付诸实践，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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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群体，将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转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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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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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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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尚缺少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挤出去，这恐怕是一个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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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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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下一代文化所选择的关键词是“冷却”，并指出冷却的首要原因是人口逆转，但同时又说人口压力的松弛将使人们不再为生计所困，因而更有可能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从事一些创造性活动。这个说法可能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是在说，人口压力减轻或人口减少总是会带来更多创造性活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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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实际上，只要技术进步足够快，人口增长未必导致劳动边际产出率下降从而将经济拖入马尔萨斯陷阱；而即便处于马尔萨斯陷阱，良好的产权保护和社会分层结构仍可维持相当水平的创造性。只有在技术进步缓慢，产权又缺乏保护时，才会出现像近古中国那种程度的持续内卷化：绝大多数人口挣扎在生存线附近，工具不断被人力取代，分工和贸易不断向自给自足退化，各种代表着文明繁荣的要素纷纷消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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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所针对的，正是现代中国的这一特定处境，认为人口转型正在将它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拉出来，逆转长期持续的内卷化，而不是一个普遍结论；从更大时间跨度看，人口持续减少当然会降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只是在短期内，由于以往人口高压已将生活水平压得极低，因而有着太多尚未被满足的欲望，足以为一代人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足够旺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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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巴数（Dunbar’s number）这一术语源自灵长类学家兼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一条经验法则：依靠个体间相互熟识关系维持其社会结构的群体，其规模严格受限，成员数量上限约为100到250，该数字后来即被称为邓巴数（传播中常简化为“150”）；当群体规模超出邓巴数时，社会需要额外的制度元素来维持。邓巴法则已在大量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两个有趣的案例是北美的阿米绪和胡特尔社区，这两个教派的自治社区每当人口数量接近邓巴数时，便一分为二，我在大象公会发表的两篇文章曾有过介绍［见《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No.5208）和《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No.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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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2012年3月的《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o.3367）一文中，就中等收入陷阱做过更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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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蜜罐一代（trophy kids），美国作家Ron Alsop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里创造的术语，指出生于1980到2000年间的那一代人，据Alsop认为，这代人从小备受父母宠爱，习惯于被夸奖，自我中心倾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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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是为《21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名为“2030年展望”的大型专题所写，故将分析背景设定为2030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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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文所说的创造性活动，专指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性活动，不包括为抢夺资源而相互奴役或杀戮，此类活动也可以很有创造性，但不具有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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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马尔萨斯陷阱和近古中国的内卷化情况，我在“铁鎝与秧马”（No.3460）一文里曾有所介绍，我在人口主题上写过其他许多文章也多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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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七章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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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城市曾扮演过许多角色。它首先是便于防卫的聚居地，而防卫是财富积累的前提，否则物质繁荣便受限于携带能力。当社会等级分化加深，巨额财富出现，生产和生活日益依赖昂贵设施与工具时，便有了对城市的需要；设防城邑也可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可靠据点，据以控制周边领地，从中索取贡赋和搜罗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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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交通和贸易网络自发演化的结果。道路交会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更多商家来做生意，而商业繁荣反过来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因地处要冲，城市也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被选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从那里可方便地对贸易征税，调度本方的军队和物资，保护自己的供应通道，必要时切断对方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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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安全性和枢纽地位吸引来众多居民，城市继而成为各种须以密集人口为前提的活动的聚集地：需要靠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众多观众的大型表演和比赛，面向大批听众的传教布道者，希望赢得众多追随者的革命家，无不被城市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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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许多功能，但古代城市的规模十分有限，主要限制是运输成本。成本高昂的古代运输手段，使多数商品在离开产地几百公里后价格已翻了几倍，只有极少数商品值得被长途转运，多数商品的有效流通半径不出百里，此半径内的总人口最多只能支撑数千人的小城市，更大规模城市只能由比例极低的大跨度贸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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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面看，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能源，也须来自其有效流通半径内的剩余产出，该半径同样受限于运输成本，加上古代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粮食生产自给之余的剩余率很低，因而城市规模很少能达到百万级，个别例外都是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将流通成本强加于沿途民众而实现的，所以这些古代超级都市一旦丧失首都地位，便迅速萎缩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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