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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下一代文化所选择的关键词是“冷却”，并指出冷却的首要原因是人口逆转，但同时又说人口压力的松弛将使人们不再为生计所困，因而更有可能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从事一些创造性活动。这个说法可能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是在说，人口压力减轻或人口减少总是会带来更多创造性活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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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实际上，只要技术进步足够快，人口增长未必导致劳动边际产出率下降从而将经济拖入马尔萨斯陷阱；而即便处于马尔萨斯陷阱，良好的产权保护和社会分层结构仍可维持相当水平的创造性。只有在技术进步缓慢，产权又缺乏保护时，才会出现像近古中国那种程度的持续内卷化：绝大多数人口挣扎在生存线附近，工具不断被人力取代，分工和贸易不断向自给自足退化，各种代表着文明繁荣的要素纷纷消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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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所针对的，正是现代中国的这一特定处境，认为人口转型正在将它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拉出来，逆转长期持续的内卷化，而不是一个普遍结论；从更大时间跨度看，人口持续减少当然会降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只是在短期内，由于以往人口高压已将生活水平压得极低，因而有着太多尚未被满足的欲望，足以为一代人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足够旺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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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巴数（Dunbar’s number）这一术语源自灵长类学家兼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一条经验法则：依靠个体间相互熟识关系维持其社会结构的群体，其规模严格受限，成员数量上限约为100到250，该数字后来即被称为邓巴数（传播中常简化为“150”）；当群体规模超出邓巴数时，社会需要额外的制度元素来维持。邓巴法则已在大量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两个有趣的案例是北美的阿米绪和胡特尔社区，这两个教派的自治社区每当人口数量接近邓巴数时，便一分为二，我在大象公会发表的两篇文章曾有过介绍［见《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No.5208）和《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No.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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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2012年3月的《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o.3367）一文中，就中等收入陷阱做过更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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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蜜罐一代（trophy kids），美国作家Ron Alsop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里创造的术语，指出生于1980到2000年间的那一代人，据Alsop认为，这代人从小备受父母宠爱，习惯于被夸奖，自我中心倾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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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是为《21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名为“2030年展望”的大型专题所写，故将分析背景设定为2030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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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文所说的创造性活动，专指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性活动，不包括为抢夺资源而相互奴役或杀戮，此类活动也可以很有创造性，但不具有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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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马尔萨斯陷阱和近古中国的内卷化情况，我在“铁鎝与秧马”（No.3460）一文里曾有所介绍，我在人口主题上写过其他许多文章也多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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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七章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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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城市曾扮演过许多角色。它首先是便于防卫的聚居地，而防卫是财富积累的前提，否则物质繁荣便受限于携带能力。当社会等级分化加深，巨额财富出现，生产和生活日益依赖昂贵设施与工具时，便有了对城市的需要；设防城邑也可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可靠据点，据以控制周边领地，从中索取贡赋和搜罗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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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交通和贸易网络自发演化的结果。道路交会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更多商家来做生意，而商业繁荣反过来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因地处要冲，城市也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被选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从那里可方便地对贸易征税，调度本方的军队和物资，保护自己的供应通道，必要时切断对方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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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安全性和枢纽地位吸引来众多居民，城市继而成为各种须以密集人口为前提的活动的聚集地：需要靠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众多观众的大型表演和比赛，面向大批听众的传教布道者，希望赢得众多追随者的革命家，无不被城市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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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许多功能，但古代城市的规模十分有限，主要限制是运输成本。成本高昂的古代运输手段，使多数商品在离开产地几百公里后价格已翻了几倍，只有极少数商品值得被长途转运，多数商品的有效流通半径不出百里，此半径内的总人口最多只能支撑数千人的小城市，更大规模城市只能由比例极低的大跨度贸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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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面看，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能源，也须来自其有效流通半径内的剩余产出，该半径同样受限于运输成本，加上古代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粮食生产自给之余的剩余率很低，因而城市规模很少能达到百万级，个别例外都是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将流通成本强加于沿途民众而实现的，所以这些古代超级都市一旦丧失首都地位，便迅速萎缩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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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只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今天，城市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园。它越来越有资格作为社会的代名词，现代性之集大成者；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之区别于传统的大部分方面，在城市比在乡村都表现得更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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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所带来的消费多样性和个人发展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城市，即便在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不太成功的那些地区，城市扩张也毫不落伍。而在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仍在继续，从1980到2010年，美国城市化率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前十大城市的总人口增长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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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城市扩张的基本动力是密集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它支撑了更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和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和组织形式。假如一种商品需要在十公里半径内存在一万消费者才可能被生产，那么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只需1％的人需要它就够了；而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也要绝大多数人需要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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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也体现在配套优势上。在大城市，你更容易为一种生产凑齐全部材料，为组建一家企业而雇到全套专业人才，为涉及上万种零配件的复杂制造就近找齐所有配套和外包厂商，并在法律、公关、广告等事务上随时找到专业服务者，而且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供应方任你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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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每天都可能遇到说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有着你所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喜好。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将减轻我们对陌生和差异的恐惧，对异己者变得更为宽容，也不再像乡村居民那样喜欢窥探他人生活，警惕和监视邻人的举动，这些变化，让人们享有了更多隐私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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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城市人更少关心和谈论邻人的观念和举止，相互间的道德压力和舆论约束大为削弱了，同时家族对其成员的自我约束也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传统小社会赖以维持社会规范的主要力量。这就需要某种社区自治机制或者外部司法体系来确保社会秩序，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实际上往往满足不了，所以城市犯罪率普遍高于乡村，许多街区甚至被黑帮所控制。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传统的关系纽带和组织资源，更不容易由下而上实现自治，因而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秩序来源，也正因此，国家父爱主义和政府干预总是在大城市更受欢迎，在美国，大城市从来都是主张大政府和干预主义的左派政党的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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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是现代都市与古代城邦或中世纪商业城市的重要差别。在中古欧洲，城市是住民自治的典范，那时城市的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高，市民常世代居住在同一社区，保持家族纽带，从事与父辈相同的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众多行会为市民自治提供组织基础，香港代议机构的功能界别模式，便是行会自治的孑遗，如今已是日薄西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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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享受城市之丰富与便利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拥挤、污染、忙碌、焦虑，尤其是高昂的房价和各种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开支，就像一张高价门票，迫使你必须努力挣钱才能继续留在那里，况且城市还有那么多诱惑，诱使你为出人头地而奋斗，而即便你安于朝九晚五，通勤负担也会剥夺你的大部分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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