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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农村空心化十分严重，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正在发生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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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和家乡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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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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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的人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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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上过大学的，这个数字是77％。另一个数字则体现了流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关系：从未离乡的人，距离其住所一小时车程以内，平均有8位扩展家庭成员[2]，而对于离乡者，这个数字大约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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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很好地展示了一个城市化高峰已过去两代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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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名校生源看农村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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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N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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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濒临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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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的2009年毕业生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其中农村毕业生比例接近60％，和全体考生中的农村比例只差两三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百分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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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选择其他更有把握也更容易负担的道路，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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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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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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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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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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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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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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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看，农村空心化是社会精英沿着城市网络的层级阶梯向上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推动这一汇聚的力量，就像一部巨大的抽水泵，在吸干了乡村精英之后，将继续吸干城镇、县城和中小城市的精英，使得整个社会最具活力的部分日益汇集到少数几个超级都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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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程度的抽吸汇集，固然印证了都市的规模优势和文化吸引力，但也暴露了社会体制中的两个深层问题：首先，由于政府控制了多数关键资源，使得整个资源配置结构显著同构于行政层级，最好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演出场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众多需要“跑部钱进”的企业，也都倾向于将总部设在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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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缺乏自治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难以发展出有活力的地方文化，因而吸引不了对文化环境、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有着较高追求的精英和年轻人。有关都市的优势我已说了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都市，都将这些优势看得比其他追求更重要，所以只要制度条件允许，乡村社区和中小城市总是存在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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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像西雅图这样排名二十开外的中等城市，可以拥有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跨国巨头，巴菲特一辈子安居于只有几十万人的三线城市奥马哈；以创新能力著称的3M所在城市只有三万多人，其中一万多是3M雇员。这些企业要是在中国，就不得不挤进中心都市，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到它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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