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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只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今天，城市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园。它越来越有资格作为社会的代名词，现代性之集大成者；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之区别于传统的大部分方面，在城市比在乡村都表现得更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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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所带来的消费多样性和个人发展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城市，即便在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不太成功的那些地区，城市扩张也毫不落伍。而在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仍在继续，从1980到2010年，美国城市化率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前十大城市的总人口增长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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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城市扩张的基本动力是密集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它支撑了更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和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和组织形式。假如一种商品需要在十公里半径内存在一万消费者才可能被生产，那么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只需1％的人需要它就够了；而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也要绝大多数人需要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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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也体现在配套优势上。在大城市，你更容易为一种生产凑齐全部材料，为组建一家企业而雇到全套专业人才，为涉及上万种零配件的复杂制造就近找齐所有配套和外包厂商，并在法律、公关、广告等事务上随时找到专业服务者，而且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供应方任你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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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每天都可能遇到说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有着你所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喜好。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将减轻我们对陌生和差异的恐惧，对异己者变得更为宽容，也不再像乡村居民那样喜欢窥探他人生活，警惕和监视邻人的举动，这些变化，让人们享有了更多隐私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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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城市人更少关心和谈论邻人的观念和举止，相互间的道德压力和舆论约束大为削弱了，同时家族对其成员的自我约束也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传统小社会赖以维持社会规范的主要力量。这就需要某种社区自治机制或者外部司法体系来确保社会秩序，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实际上往往满足不了，所以城市犯罪率普遍高于乡村，许多街区甚至被黑帮所控制。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传统的关系纽带和组织资源，更不容易由下而上实现自治，因而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秩序来源，也正因此，国家父爱主义和政府干预总是在大城市更受欢迎，在美国，大城市从来都是主张大政府和干预主义的左派政党的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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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是现代都市与古代城邦或中世纪商业城市的重要差别。在中古欧洲，城市是住民自治的典范，那时城市的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高，市民常世代居住在同一社区，保持家族纽带，从事与父辈相同的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众多行会为市民自治提供组织基础，香港代议机构的功能界别模式，便是行会自治的孑遗，如今已是日薄西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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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享受城市之丰富与便利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拥挤、污染、忙碌、焦虑，尤其是高昂的房价和各种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开支，就像一张高价门票，迫使你必须努力挣钱才能继续留在那里，况且城市还有那么多诱惑，诱使你为出人头地而奋斗，而即便你安于朝九晚五，通勤负担也会剥夺你的大部分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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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高价门票和渴望成功所造成的压力，让都市人对生儿育女心存畏惧；城市向来都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吸引移民才能维持其人口。在古代，这是因为密集居住令传染病死亡率在城市远高于乡村，而在现代，则是因为城市居民生育率远低于乡村，因而城市化过程总是伴随着生育模式的变迁和人口走势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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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种种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城市，总有些人把悠闲轻松、贴近自然、田园乐趣、邻里互助等只有乡村才有的东西看得更重。20世纪正值欧美城市化高峰之际，一波波回归乡村的运动也连绵不绝，以新镇（new town）运动为代表，许多意趣相投者联合起来，按其理想中的社区环境和生活方式创建自治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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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兴村镇，并非对传统乡村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现代生活进行反思之后的主动建构。人们聚集到一起共同建设新家园，是基于对生活方式的共同偏好和对自治规范的认同，而不是因为恰好出生在那里；维系他们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共同兴趣、文化认同、社交倾向和自治组织。在城市中，通常也是这些因素将他们吸引到同一个沙龙、俱乐部和协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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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互联网服务和网络购物的发展，乡村生活的潜力已大幅提升，对于那些偶尔才需要用到城市资源的人，如今身在乡村也可享受现代生活的大部分精彩；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人前往城市，但乡村看来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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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春运人潮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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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30，No.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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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将经历一次高压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良方；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找出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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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有些长途客车运营商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春运峰值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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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他们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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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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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就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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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方向明确的往返人潮，将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变得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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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地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连接各大城市的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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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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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世代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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