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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国内大城市的城中村都与索威尔介绍的美国贫民窟很像，尽管进城者不是海外移民，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差异之大，城乡隔阂之深，城市新移民所面临的融入障碍并不亚于美国移民。初来乍到之际，他们同样依靠老乡亲友同学而获得落脚点，结伴而居以相互支持，同样需要原有人际网络寻找工作或经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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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种城中村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建立的浙江村，是由家族和同乡纽带结成的商人群体聚居地。以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而建立人脉、筹集资本、组织分工、扩展商业网络，也是温州商人的传统特色，这很像过去的犹太商人集团。与贫民窟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资源来克服进入现代市场时所面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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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是高度流动性的，因而无论做生意还是找工作，所凭借的资源都需要满足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不能依赖于特定的人际关系和对个人的熟知，比如大学毕业证、注册会计师证、医生开业执照、房产证明、银行信用记录、业内知名度、品牌信誉，拿到哪里都会被认可，但这些资源往往是新进城者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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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传统社会，他们所拥有的信用资源和人力资本往往只在特定关系中才被认可，比如家族声誉、师徒关系、邻里口碑、江湖义气等。这些资源脱离原有人际网络便不受认可，这就恶化了新来者的处境。解决办法是将他们在其中建立这些资源的那个传统社会扩展延伸到城市而建立飞地，直到在那里站稳脚跟，才逐渐摆脱对这些传统资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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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一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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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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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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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脱离其城市飞地而融入当地社会的速度，取决于所在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假如它缺乏带来开放性的整套制度元素——普遍的人身与财产保护，促进要素流动与组合的市场环境，移居、通婚、教育和经营生意等活动的自由，宗教与文化宽容——融入便可能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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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犹太人，因为被剥夺了从事大部分产业的权利，也被隔绝在所有社会地位上升通道之外，没有迁居自由，犹太人长期被封闭在本族社区之中，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许多古代社会都有一些这样的边缘群体，比如欧洲的吉卜赛人、日本的部落民和华南的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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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等级与身份藩篱多已松动瓦解，但仍有一些妨碍融入的因素，并不断制造或延续着边缘群体，其中有些是现代特有的。其一是治安，假如治安太差，移民就更不敢脱离本族社区和同乡庇护，久而久之，移民会按来源地分成帮派，近古台湾的福建移民社群便是如此。在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社区，由于移民不敢寻求警察帮助，也有类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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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福利制度，它让身处边缘群体的人不必努力了解、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也可以过得很自在，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期躲在本族群体内安享福利而不必为生计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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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政府对一些需求旺盛的产业的禁止或严厉管制，为边缘群体提供了一条广阔财路，而且利用这些机会牟利的前提，恰恰是存在一个隔绝于主流社会、因而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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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落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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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2，No.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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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变？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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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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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如何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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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则进一步指出，贫民窟要发挥如此作用，须满足一些制度条件：移民必须有机会对他们事实上占据的土地和房屋取得合法、正式、明确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必须有机会方便地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交易和经营生意，这意味着全面解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土地产权与流通的限制和对小生意的种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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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威尔和德·索托的书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中，许多新兴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势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为检验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极好机会。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0年出版的《落脚城市》便是这样一次实证考察，该书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全球二十多个贫民窟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完全可以用作前面两本书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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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桑德斯的工作不只是个注脚，他为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即桑德斯所称的落脚城市）如何发挥跳板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比如居住密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规划的改造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规划者按自己的中产口味将移民社区设计得过于宽敞稀疏，过于强调私密性，打破了对移民至关重要的同乡聚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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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一个特征是活动半径小，尽管他们可能走很远的路去上班，但因为缺乏闲暇和交通工具，其消费和社交范围都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而落脚城市的一大功能——维持原有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资源——只有在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而在优雅宁静的低密度小区，在邻居很少见面的带电梯高层公寓楼里，都是难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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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被规划者忽视的因素是商铺比例，这往往是出于一种陈见，认为移民进城就是来打工的，对他们经营生意的潜力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小生意视为混乱和肮脏的来源而加以压制，殊不知，落脚城市的企业规模虽小，却构成了其经济活动总量的很大部分，也是这些社区得以良好运转、移民获得生活便利的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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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落脚城市的经营机会非常丰富，因为移民的消费半径小，居住密集，而且保留了大量原有的消费习惯，还有许多该阶层所特有的消费需求，因而他们的多数消费只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而这些消费要得以实现，密集居住和高比例的商铺空间是必要前提，因为对于活动半径很小的穷人，只有高度密集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规模，才能促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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