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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经营小生意也是移民提升社会地位、晋升中产阶级的主要渠道，也是已经站稳脚跟的老移民为他们新来的老乡亲属提供落脚点的主要手段。假如这一渠道被切断，落脚城市这部社会流动性引擎就丧失了其核心功能，假如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小本经营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从其他方向寻求出路，而那通常是政治出路，然而和市场出路相比，政治博弈未必是双赢的，常常是零和的甚至双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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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桑德斯所列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移民有机会自发建设自己的落脚社区时，他们总是能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密度和结构。这些自发性社区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因为往往当基础设施问题浮现时，居住密度已经太高而难以改动了，这也常给政府提供了“脏乱差”的借口实施干预和改造，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这种改造的结果总是破坏性的，即便其初衷是友善的。而另一方面，假如移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机会，事实上总是会想出办法通过小修小补的渐进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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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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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区分了财产权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人格化的财产权，依赖于特定社会关系情境，其确立和具体边界只得到该情境中有关当事人的认可，需要其主人时刻在现场亲身捍卫，其价值无法被该社会情境以外的第三方所评估和认可，因而也无法被转让，因为一经转手可能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用我的术语说，就是缺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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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资本化的财产权，其权利边界被清晰描述且得到司法系统明确认可和保护，因而其价值不会因为更换主人而消失。只有这样的财产权，才能作为流动性资本要素进入市场体系，被配置到最能发挥其生产力的用途中，从而将其价值最大化。现代市场制度正是在将大量财产权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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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索托看来，第三世界许多都市贫民区里便存在大量此类土地财产权。新进城农民在郊区自行占据的公共土地常得到政府默许，在身处同一社会情境中因而熟知内情的人之间也存在有限的买卖，但由于其人格化特征，无法用来向银行贷款，也无法引入外部资本进行商业化开发，因而其价值远远低于潜在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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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区分（尽管性质不尽相同）在人力资源和信用资源上也可发现，对工作能力的认可是高度情境依赖的，除了像视力臂力等最显明的那些，你很难向一位陌生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一些广受认可的等级考试和资格证书得以让能力中的一些方面获得流动性之后，人力资源的市场价值便大幅提升。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认证只证明了能力中的极小一部分，这恰恰展示了资本化在价值创造中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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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记和会计制度、质量检测与评级机构、企业信用评级、个人信用记录等制度元素，在生产资源和信用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起了类似作用，正是众多此类（法律的或私人的）制度元素构成了现代市场体系，任何经由资本化而得以进入该体系的资源，其价值都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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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http://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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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已婚子女（及其核心家庭）所组成的二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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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大象公会发表的两篇文章“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No.5208）和“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No.5162），分别介绍了阿米绪和胡特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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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八章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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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道金斯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文化的两种视角，从个体角度看，文化就像数量庞大的一组延伸表现型[1]。人类创造的服饰器具就像蚕茧和蛛网，建造的宫殿城堡就像蚁穴和蜂窝，农耕在地表留下的印迹就像河狸筑坝对河流的改造，驯养给动植物带来的改变就像昆虫在宿主植物表面造成的瘿瘤，或者寄生虫对蚂蚁行为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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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织网用来抓虫子，人类的各种创造物同样也是追求自身目标的手段，其成效同样影响我们生存繁衍的前景，因而同样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不同的是，指导蜘蛛织网行为的指令，是以基因的形式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而指导人类创造活动的指令，则多半以观念的形式编码在我们头脑中，因而可以在个体生命期中获得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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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人类活动的观念，有些是从个人的观察和试探过程中获得的。正确有效的做法，在得到可意结果因而获得神经奖励之后，便固化成为经验。但观念更多的是从别人特别是父母兄长那里学来的，通过观察模仿他人做法，或听从他人指导而尝试，或仅仅倾听他人的陈述解说，皆可习得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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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观念可以如此在个体间传播，群体内会形成一些观念上的共性，群体间则表现出差异，即所谓文化特性。语言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观念传播，也使得观念世界变得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分离了符号和意义，从而彻底改变了观念的表征和传播方式：基于语言的观念习得，仅靠一对一的示范模仿已不再可行，必须借助一个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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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观察他人如何编织渔网时，可直接加以模仿并在头脑中形成指导编织行为的观念；而当别人向你讲解如何织网时，你得到的只是一串语音符号，其意义（即，就影响你的行为而言，那意味着什么）只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当然，讲解者可以为你解释一些陌生词汇，甚至交给你一本词典，但终究需要你预先掌握一组基本词汇和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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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给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严格说来，一个词的定义就是它曾被用于其中的全部场景和上下文，包括使用者在这些场景中的动机和意向，以及他们希望在听者头脑中唤起的观念。同类场景的同类表达需要，经由协调博弈而汇聚到某个词汇或句式，这些显然无法被一对一的传递，学习者只有被反复置于类似场景中才能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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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类儿童学习语言时，既不依靠词典，也无须别人为他讲解基本词汇和句法，甚至根本没人意识到句法的存在。对他来说，每个词汇的含义，每个句型的用法，便是他在听到它们时头脑中所唤起的全部场景和意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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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以语言为介质而被表征和传播时，语言便成了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播不再只是个体之间的点对点交流，文化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自我积累和扩散的系统：一个最初产生于个体的新观念，唯有经语言表征，并植入所在群体的口述传统，才可能长远流传，否则便当即挥发了。因为表征此一观念的语句，脱离该口述传统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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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以语言为载体，独立于特定个体而自成体系、自我维系的知识系统，被卡尔·波普称为“第三世界”[2]。由于语义诞生于且始终关乎于现实场景，因而该知识系统总是具有某种客观性。文字的发明让第三世界变得越发非人格化，书面材料让知识可在极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上传播，逻辑、数学、人工语言等形式系统的出现，也让第三世界变得更具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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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造就了人类一大独特性，假如我们将生命个体想象成机器人，指导其行为的是一组在受精卵形成之际被刷在遗传物质里的程序，那么对于像昆虫这样行为刻板的生物，这些代码终身不变；对行为较灵活的哺乳动物，部分代码会随个体经历而有所改变；而对人类，整套代码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仍刷在遗传物质里，另一部分则在成长过程中从文化系统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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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用信息业界的时髦术语）文化系统就像一项云服务，任何新生个体（就像新出厂的电脑裸机）只要插在上面，就会自动为自己下载一份操作系统和一组应用程序，并给自己安装上。我们知道，电脑裸机是做不了多少事情的，同样，没安装任何文化的个人算不上一个健全的人，表现不出人所应有的特性和行为，也无法在社会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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