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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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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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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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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地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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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与古老的部落战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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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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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权力开始建构民族认同之前，文化的分异和认同，如同语言和血缘群体的分异一样，是连续渐变的，除了那些亲缘很远只因迁徙而杂处的群体之外，很难划出清晰的边界。语系－语族－语支－语种的层级关系是语言学家的武断规定，被视为同一语种不同方言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比同一语族两大语支的差异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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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斯·魏因里希（Max Weinreich）的话说：所谓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所以民族并不对应一条文化和语言的自然边界，民族边界的范围取决于民族国家能将其文化控制力延伸到多远。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崛起，实际上反映了印刷术、国民教育、官方教科书和国家传媒等文化工具，赋予了国家更强大的文化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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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以前，国家并不依赖于民众的文化认同，封建君主由层层契约关系维持政权，而大型帝国则只需在其统治阶层（文官和军官及其候补群体）内维持认同即可。所以在古代，无国家地区或封建体系中，文化分异仍是连续渐变的，而在帝国中，大众文化是地区连续分异的，上层精英文化则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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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为在文化高度分化的广阔地区实施统治，创造了像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汉语官话这样的通用语，但仅限于上层，民族国家同样在其权力边界内创造了通用语，但凭借更强大的文化控制机器，将其推行于全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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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瀑布与汲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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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8，No.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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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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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人士（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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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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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A Farewell to Alms一书中，通过对保存于教堂的数千份遗嘱的研究，发现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式正是第二种。立遗嘱者的幸存子女数量与其遗产数额高度相关，遗产最多那组的平均子女数（4个）两倍于遗产最少的两组（1.8个），后者明显低于人口替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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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源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黑死病前后共四百年历史中，普通英格兰男性的平均存活儿子数在替代水平（1.0）附近波动，黑死病期间显著低于替代水平，而国王一级封臣的儿子数平均达1.8个，即便在黑死病高峰期也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从土地拥有状况看，13世纪70年代拥有土地的人，70多年后，其中最富裕者全部有后代继续保有土地，而最贫穷者只有1/3仍有后代保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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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古英格兰社会的流动结构是瀑布式的，贵族子弟一部分（通常是长子）继承了父辈的地位和主要财产，另一部分只继承少量财产和相应较低的身份，逐级向下流动，最底层的家系则逐渐消亡，其地位被跌落下来的上层子弟所取代。在克拉克看来，这一模式主导着工业革命前的古代农业国家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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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实现人口转型的社会，流动结构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在当今欧美国家，收入与社会地位越高、受教育越多，生育率就越低，而且这一差距近年来仍在迅速扩大。在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组的生育率是最低组的69％，到2010年已降至56％；在有些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一半以上完全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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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的上层便成了一个人口黑洞，但与此同时，人们努力向上爬的动机并没有削弱，于是社会流动结构变成了汲泵式的，其长期效果是，上层不断将下层中的精英分子筛选泵吸出来，随后又在遗传意义上加以消灭。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完全逆转了对遗传特性的选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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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逆转，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和制度发展，将意味着什么呢？通过消除原先那个稳定的顶层，它或许会（或者已经？）削弱社会的保守倾向，因为顶层原本只有流出很少流入，起着文化和传统的积淀作用，而逆转之后，积淀将发生在底层，这将导致一个死气沉沉、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其规模却在不断膨胀的底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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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逆转，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财富的自动再分配机制，原先上层的向下流动也伴随着财产的分割，即便长子继承制也不能完全阻止财富向下流动。逆转之后，上层所积聚的财富不再随继承分割而扩散，结果财富会越来越多地堆积到上层，但同时，越来越多富人不再将全部遗产留给子女，这样，积淀在顶层的财富将不断转移到各种信托基金和法人机构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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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更多更重大的变化，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将它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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