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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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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基于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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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在预期之中。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千姿万状的生态位，形成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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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大型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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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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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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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包括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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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成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知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介绍和阐释，已足以令其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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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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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上的族群差异是很难否认的，非洲人在田径项目上的优势一目了然，而且不同非洲族群各有其优势：西非人在短跑等爆发力项目上，东非人在长跑上有优势；但非洲人也有弱项，比如游泳，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骨密度较高，骨骼较粗重。有意思的是，从这些体质差异，我们可以窥探到过去几万年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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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纤细化（gracilization）正是智人进化过程的一个显著趋势，而且该趋势在最近几万年仍在延续，进入农业时代后更为显著。或许是因为工具和武器逐渐（无论在战斗、奔跑还是负重工作中）部分取代了强壮骨骼的作用。但骨骼纤细化在各族群之间并不均衡，非洲人骨骼偏重，或许反映了其生计模式或无政府状态下的高强度冲突，仍需要他们拥有强壮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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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非部族的长跑优势或许和他们的畜牧业历史有关。东非畜牧以养牛为主，而牛的活动范围比羊大得多，所以各大洲以牛为主的纯畜牧业者大多需要骑马放牧，但东非畜牧者却几乎没有马，只能靠两条腿跑；而且畜牧部族之间相互偷牛的风气很盛，偷到牛的人常常需要连续奔跑数十甚至上百公里才能逃脱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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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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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4，No.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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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姓氏命名的“弗林效应”，这也是他今年新书的主题。大意是，自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化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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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不断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了。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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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在古代这倒像是真的）。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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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弗林和认可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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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任务情境而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智力，认为一般智力的概念暗示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或效果与之相当的类似观念）：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大致相当于电脑的存取和计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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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心理学研究早已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地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华生测试（Wason test）便表明，当问题情境稍稍转换，比如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恰恰相反的错误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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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或许和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生态位变迁和社会形态改变。这个物种在适应全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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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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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需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物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可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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