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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各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所以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例如，广西的布壮，云南的布沙、布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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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各部分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但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如四川、云南旧称的“西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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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些民族集团分散在很广的地域内，形成许多不相连接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既有相似处又有较大的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又自认是同一民族，如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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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些民族内部对于该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如东北的达斡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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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复杂情况表明了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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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远的且不说，自从秦代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来，各族在相互接触、交流中经历着兴衰、消长、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满族的巨大变化是我们这几代人亲自看到的现实。故宫和颐和园匾额上的满文，现今满族的游客中已很少人能认识了。尽管满族的民族特征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依然很坚决地自认是满人。解放初期全国自报满族的人有二百四十万，比起满族进关时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翻开历史，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比如匈奴人、契丹人，很久以来连遗裔的着落都不清楚了。历史长，变化多，源流复杂，没有清理，许多疑难情况也就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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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特点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由于交流掺杂、你去我来，加上各区地形的特点，我国各民族分别形成了万花筒式的大大小小的聚居区，相互穿插地分布在千山万水间。内蒙古、新疆那一片大草原，西通中亚细亚，历来是骑马民族奔驰的广场。草原东端兴起过多少震动过世界的民族，其后裔至今还远布东欧。长江、黄河流域这片广阔平原上，原来众多的民族集团在几千年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称过华族、后来又称为汉族的民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已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它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青藏高原上历史悠久的藏族，高居世界屋脊，习惯于高原气候，遍布在这超过祖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它也包罗了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成分，有些已经同化于藏族，也有些迄今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一些原有的特点，而在这个地区边缘居住的藏族也曾不断被融入其他民族之中。民族情况最复杂的是我国西南角的云贵高原，这里被高山深谷纵横地分隔成为一块块、一层层不同民族的聚居区。过去，有些偏僻之区颇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居民可以世世代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过着多少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上面提到的解放初期四百多个登记的名称中，云南一省就占了二百六十多个。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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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放初期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社会发展史。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近百年中又在三座大山的高压下，社会发展受到阻碍。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一般是很不发达的，绝大多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初期还滞留在初级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有四百万人，还是奴隶社会的有一百万人，大约还有六十万人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公社所有制。我们的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文化不论高低，一律平等。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在东欧多民族国家里也存在着民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在接受西欧的“民族”概念时不得不用另外一些名词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集团，如称原始社会的民族集团为“氏族”“部落”，称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的民族集团为“部族”，等等。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含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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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民族情况的这些特点，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从1953年起到1957年年初，中央派调查组分赴各地，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本民族代表人物及群众的同意，明确了十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陆续明确了九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有一个民族是1979年才予以确认的，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加上蒙、回、藏等历来被公认的民族，经中央公布的，包括汉族在内，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但是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1）台湾及西藏东南部珞渝和察隅等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尚有待将来实地调查后才能识别；（2）一些解放初期已经提出的民族名称，如云南的苦聪人等，至今还没有做出识别的结论；（3）对过去决定的族别还有需要重新审定的，如四川的“平武藏人”等。而且，还应当看到，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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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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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怎样进行民族识别，我在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识别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例子是识别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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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个例子，贵州穿青人是不是汉族的识别经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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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贵州，接触到的自报的民族单位有三十多个，其中大约有十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和汉人基本相同，但受到当地汉人歧视，不愿和汉族合为一族，要求以少数民族待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二十多万，其他大多在二三万人，也有只有几千人的。为了解决他们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中央派调查组于1955年进行了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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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要求被认为少数民族的理由是：他们过去有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称“老辈子话”，他们基本上都住在乡间，形成一大片村子，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不裹脚，出嫁不坐轿，这些都和当地汉人不同。当地汉人称他们“穿青”，他们称当地汉人“穿蓝”，解放前青蓝对立，青受歧视。解放后，穿蓝都登记是汉族，穿青就不愿意也登记汉族，怕吃亏。承认是少数民族可以受政府照顾，不会再受穿蓝的气。但是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上形容词，翻译出来是“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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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来，穿青人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几方面似乎都有特点，可能有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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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入手。当前穿青人都说贵州通行的汉语，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分析“老辈子话”的结果，它完全是汉语，并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痕迹，但它和贵州通行的汉语确有区别，是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又不是从贵州通行的汉语演变来的，而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看来，穿青人并不是在贵州学会这种方言，而可能是进入贵州时就说这种方言的，到了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学会现在贵州通行的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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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析并不能得出穿青人是汉族一部分的结论，因为使用汉语并不一定是汉族。尽管如此，语言分析毕竟提供了穿青人来历的线索，他们是早期从贵州以东诸邻省进入的移民，这是和地方志书、穿青人的家谱、墓地的碑记、文物上的记录、民间的传说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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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穿青人是否已经形成单一民族，还必须研究他们在这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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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1381年）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经过贵州，随后即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江西而来被迫随军服役的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聚居在今贵州的清镇一带，正是当时彝族聚居的水西地区的边缘，也是汉人势力的前线。随军服役的人在明代称“民家”，有别于有军籍的“军家”。军家配给土地，而民家须向彝族讨地，当佃户，受剥削，社会身份低。但是因为在汉人军队的左近，并没有淹没在彝族的势力之下；又因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比当地彝族为先进，也没有被彝族同化，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点。明末，彝族土司势力被削弱后，民家向西深入水西腹地现织金、纳雍地方。清初改土归流，政治上汉族取得了该地方的统治权，移入的人更多，形成了汉族移民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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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批移民同时和以后，不断有许多外来的汉人，其中有做官的或经商的，在这地区落籍，大多住在城市和街场。因此，在这地区有来路不同的两部分汉人，各有其不同的地方性特点。早期移民集团的后人被称为穿青，后来的其他汉人被称为穿蓝。后者住在城街，政治经济地位较优，看不起曾是彝族佃客、僻居乡间、从事农作的穿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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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蓝、穿青在早期和彝族土司及改土归流后的残余土司势力做斗争时是联合的，青蓝矛盾不突出。在随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中，蓝占优势。咸同年代农民运动中有穿青人的农民领袖，而地主阵营中却以穿蓝为主。清末民初，国内民族市场形成，破坏了这地区割据性经济，现代商业势力开始进入，而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几乎完全被穿蓝所独占，和外界缺乏联系的穿青人受到排斥。在地方经济中，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穿青地主不甘心在新兴的经济形势中被压倒和淘汰，青蓝上层之间发生了显著的矛盾。穿青上层利用移民集团内部传统的乡土感情，和穿青农民对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情绪，以反对受歧视为口号，鼓动起青蓝斗争。从那时起到解放止这一段时间中，穿青聚居区的各街场上曾不断发生大小规模的局部械斗。青蓝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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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和国内民族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穿青人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特点逐渐消失。近五六十年来，在语言、服饰、风俗上已和其他汉人趋于一致。青蓝界线在交通发达地区，即聚居区的边缘，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但在聚居区的腹地，尤其是偏僻山区，青蓝在政治、经济上差距显著，穿青人还是受到歧视。这时期的变化表明了包括青蓝双方在内的汉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进一步的统一化，反过来也表明了穿青人原是汉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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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所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离，并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民族。他们所提出的特点是汉族内部早期地方性的特点。青蓝矛盾是在汉族内部地方性差别的基础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在汉族向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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