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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民族风格。这些其实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并且起着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我们认为，这就是上面所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关于这个要素所说“表现于共同文化上”这几个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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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策一贯强调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因为有许多风俗习惯是被用来表现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的。不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些民族的不尊重，会影响民族间的团结。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革由本民族自己进行也就不会发生影响民族间团结的问题了。必须指出，一般的风俗习惯不仅不一定牵涉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是常有变动的，汉族的妇女时兴过满族的旗袍，也时兴过俄式的布拉其，这些显然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无关。这些绝不能用来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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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民族识别这项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是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对民族要素的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有助于各民族人民解决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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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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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二十多年在党的领导下，许多民族科学工作者通过努力，在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除了下面要提出的一些余留的问题外，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的，各民族的广大人民对此是接受和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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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上的余留问题，如上所述，包括三个部分：（一）台湾和西藏东南部尚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二）一些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三）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除第一部分外，所牵涉的人数并不多，总数不过几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又照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至今民族成分不明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要求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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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还有这一带不大为外边人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岔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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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二十多年的民族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如新疆有一些“语言孤岛”，即保持着与周围居民语言不同的民族集团，如和田自称“艾依努”的人，他们操两种语言，他们内部说的语言可能是东伊朗语支中的一种古代语言。还有，阿尔泰地区说图瓦语的“乌梁海人”以及阿克陶县被柯尔克孜人称为“奥依塔克勒克”的人，过去曾被归入维吾尔族，后改属柯尔克孜族，老年人自己称过土尔克曼人，而语言近维吾尔语，又不同于苏联的土库曼人。又比如四川阿坝和甘孜地区的嘉戎“藏族”，他们的语言在结构上和藏语不同而接近于羌语、普米语，有“藏缅语言桥梁”之称；四川木里地区的“藏族”和云南宁浪一带的普米族原本是一族，语言与藏语不同，近于羌语、嘉戎语。跨居四川盐源和云南宁蒗两县之泸沽湖两岸自称“纳西”的少数民族，在四川的现被称为蒙古族，在云南的现被称为纳西族，比邻而居，鸡犬相闻，成了两个民族。又比如海南岛自称为“苗族”的人，语言、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苗族，而相同于广西自称“金门”的瑶族。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这类问题在我们对全国民族情况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必然会陆续出现，也正是促进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的有益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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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几个余留问题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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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平武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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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几千人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这群人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五百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解放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的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欢欣鼓舞之余，人们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从祖辈传下来的史事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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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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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的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戎地区向南，在这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中央民族学院曾有一位教授——贡嘎活佛，他的家乡在康定木雅乡，今属沙德区，藏语称该地为mmyak。这地方的人对外一般使用藏语，但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这种土话至今未经语言学者深入研究。从这地方的藏语地名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和藏语称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的名称相同的，也就是《唐书·党项传》所说的“弭药”，古音mjeiak，而党项羌的发祥地有人认为就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与大金川之间。《新唐书》记载：“地入吐蕃，其处昔皆吐蕃役属，更号弭药。”那是说，原来住在这地方的党项人一部分北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受到了吐蕃的统治。现在还保持在这地区的那种“土话”是否和党项羌古语有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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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景颇语和羌语现在是被认为与彝语平行的藏缅语族中的两个语支。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江和其间的山脉就到了下文我们要提到的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生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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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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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察隅的“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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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怒江往西，越过伯舒拉岭就是西藏自治区东南角的察隅地区。这里住着大约有一两万人的少数民族，解放以来被称为“僜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一直是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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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地区正处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东端，所以僜人的聚居区只有一部分在1950年获得了解放。在察隅县范围之内，根据1976年的统计共有僜人977人，组成七个生产队，分属四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除了这七个生产队外，都是藏族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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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僜人的人中又分两部分，各有自己的语言和名称，而且据说是从不同地区进入察隅的。一部分自称“达让”，另一部分自称“格曼”。印度阿萨姆人称前者为“迪加罗”（Digaru），称后者为“米佐”（midzu）。英语统称他们（还包括丹巴江的义都人）作“米什米”（mishmi）。据他们的传说，达让是从察隅之西丹巴江的义都人中分出来的，到这地方已有七至十一代。格曼进入较迟，来自缅甸，约九代。在今察隅县内的格曼人少于达让人，成一与三之比。他们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但都与云南的独龙语、景颇语接近。达让人和格曼人则各有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长期杂居，除大家都会说藏语外，格曼人已学会达让话，而且有些格曼儿童已不说格曼语。这两个集团在语言上正在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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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到的就是据传说察隅地区原来还有一种称为“冏”的人，他们生产先进，所筑的梯田，遗迹尚在，大约在六代前被藏族打败，部分迁走，部分已藏化。这种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现在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种人，藏族称他们“扎”，他们的语言据说是格曼语加藏语，尚未经语言学者的鉴定，有可能是格曼语的底子杂有藏语。他们的语言现在被说成是“土话”，表示与藏语不同。他们不信喇嘛教，不和藏人通婚，有送鬼的习俗，但怕受歧视，自认是藏人，或是“讲土话的藏人”，一共有五个村子，约七百多人。这种“讲土话的藏人”提示了在更早的时候已有说和独龙语相近的语言的人，可能就是早期的格曼人，居住在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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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原本和怒江流域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隅和珞隅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珞隅各民族集团的语言据初步了解不属藏语支而与景颇语支相近。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隅。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在这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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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云南红河的“苦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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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全国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据1972年《云南少数民族族别称谓简介》（1978年3月云南省革委会重发）确定的二十一个少数民族的自称有138个，他称有157个。此外还有几十个名称没有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别，共约三万余人，暂称为“人”而不称为“族”。已经在报纸上露面的有“苦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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