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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苦聪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礼社江-元江及把边江-墨江之间的哀牢山区。北起镇源之东、新平之西，南到绿春和靠近中越边境的金平，更向西南到西双版纳的勐腊。金平、绿春、勐腊的苦聪人聚居在深山丛林中，生产较为原始，1971年约3600人。在北部新平、镇源一带的也有两三千人生产水平与邻近的彝族、哈尼族相似，过去也被称为“苦聪罗罗”，所以大多已归入彝族之中，不再强调是苦聪人。现在提出族别要求的是金平、勐腊一带生活比较原始的苦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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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聪”是汉人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的称呼。他们之中一部分自称“拉祜”，又分拉祜西（汉称“黄拉祜”）和拉祜普（汉称“白拉祜”），另一部分自称“郭抽”（汉称“黑拉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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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总结在墨江哈尼族识别小结的附注中有这样一条：“苦聪有两种：（一）自称‘郭错’，据说近哈尼，（二）自称‘拉父’，据说近‘拉祜’，因材料不足尚待进一步研究。”1955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中把“苦聪”列入了哈尼族系统，并说新平县的苦聪人“不能成为单一民族，他们都是哈尼族的支系”，主要根据是调查组向新平县需要识别的五个单位各收集了837个词，与当地哈尼语做了比较，在610个词中与“苦聪”话相同相近的有363个，占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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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是不够全面的。第一没有答复1954年调查时提出的两种苦聪人的区别问题，第二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称“拉祜”的人不归入拉祜族而并入哈尼族。1961年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调查了金平县的苦聪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据1977年的修改稿：“苦聪人分成黄、白、黑三种。黄、白苦聪人都自称‘拉祜’。经过对其语言初步的调查，似属澜沧拉祜语的一个方言。黑苦聪人自称‘哥搓’，其语言亦与拉祜语近似，因此苦聪人似属尚停留在林中的拉祜族的较原始部落。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主张苦聪人属于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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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云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寄来的研究报告中说：“黑苦聪与黄苦聪两者语言无大差异，彼此可以互相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有着明显的彝语支语言的基本特点。……”又从苦聪语与澜沧县拉祜语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基本词汇方面有50%完全相同，30%相近似，完全不同的只有20%；语法方面基本一致，语音方面略有差异。所以金平县苦聪语可以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拉祜语的一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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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聪人族别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可能是由于苦聪人本身客观存在的复杂性。“苦聪”这个族名原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自称就不一致。最早说苦聪人中一部分近于哈尼，另一部分近于拉祜，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自称“郭抽”的那一部分和自称“拉祜”的那一部分存在着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把他们合并为“苦聪”有什么根据。还应当看到拉祜人本来存在着不同分支，各分支之间方言的区别相当大。据西方语言学者在靠近我国边界的泰国北部拉祜人的调查，这地区的黄拉祜和黑拉祜方言不同，不能互相通话。苦聪人中的“郭抽”汉称是“黑拉祜”。所以即使“郭抽”和黄拉祜语言有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能是方言的区别。于是引出了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来了。有人反映云南同一语支的各民族之间语言上的差距可以小于各民族内部方言的差距。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首先是民族识别并不是单纯地以语言为依据，即以语言本身而言，也不能以其表面形态上的差距决定其亲属关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主要还是要根据语言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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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分支问题，其实只是彝语支各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彝语支各族的区别。从族名来说，据上引1972年的《简介》，彝语支各族的自称有六十四个，他称有八十八个，现在归并成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至于它们怎样分离成各单一民族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些被认定是单一民族里的许多各有名称的集团之间在语言上及历史上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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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苦聪人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根据语言这个特征来决定。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两个识别例子中已经说明过。苦聪人中那些曾在不同民族的土司下被统治过、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各部分间有可能发生分化，部分同化于其他民族，部分又与其他民族结合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问题只有对这地区做深入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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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为具体民族工作服务的科研工作。它为决定某些民族集团能否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客观依据。但是具体的决定还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照顾到该民族发展上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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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别问题上，民族的意愿就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观愿望的表现。我们在对民族识别做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主要是从政策方面考虑的。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族人民的意愿。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造成的各民族的孤立和一个民族中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民族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对本民族历史及语言的科学知识，使得有些民族人民还缺乏充分条件正确地表达民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有代表性的人物正确认识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时应当尽量吸收该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密切联系该民族群众，充分和他们商量与研究，把科研工作和群众性的教育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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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当前我们急需处理的一些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在最后做出族别的决定时尤须考虑到这项决定对这些集团的发展前途是否有利、对于周围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同时还应当照顾到对类似情况的其他集团会引起的反应。所以，有关各族人民的族别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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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自从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的特点是密切地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识别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在处理前人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尽管出现过许多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在以科学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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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改写的。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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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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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其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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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费孝通、王静如等在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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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见傅乐焕《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1955，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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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9～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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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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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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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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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赴云南等地，参加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民族识别的进程又如何？这些问题均为各国学者与族体众多的国家所瞩目。我将就我的经历、工作实践说明并探讨上述问题。重点侧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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