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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如一九七九年国务院批准的基诺族是我们近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之一。基诺族人口一万余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攸乐山。清代文献有“攸乐”字样，即是今天的基诺族。基诺人无文字、无成文历史。他们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基诺、汉、傣、布朗同出一个大葫芦的神话。根据传说与巫师送魂路线分析，基诺人是从云南北部南迁到攸乐山的。基诺话属藏缅语族，语音结构接近彝语支，但语音、语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基诺人曼雅寨方言同景宏爱尼（哈尼）话百分之九十词不同，语法上同凉山彝语、丽江纳西语、怒江傈僳语、澜沧拉祜语均有差别。解放前男子头蓄发三撮，妇女穿短裙、戴大尖顶帽。干栏长屋曾住过一百余人的大家族。祖先崇拜与多神崇拜并存，行独木棺葬，巫术与草药并用。从历史传说、语言、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上看，基诺族是由云南北部向南迁的藏缅语族的一支，尽管他们受傣、汉文化影响，但直至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发展阶段，他们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自身特点。基诺族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分界线时基诺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兼顾本民族的意愿，基诺族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已成熟。现在，基诺族地区社会发展正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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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进行识别工作。例如西藏南部的僜人和云南西双版纳南部的克木人，人口都不多，识别工作已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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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过去已被识别确定族属的民族单位，又重新提出民族识别要求。例如四川省平武县等地和甘肃文县等地的“平武藏人”（亦即“达布”人）提出要求自成单一民族，也需要进行识别工作，相信不久将来可获得圆满解决，于民族团结与进步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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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为此，解放后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未间断，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虽说是稳定的，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范畴，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族成分与族称确定，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个别已识别了的民族，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解决。总之，我国的民族学、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绝不是书斋式的、脱离实际的，而是与多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息息相关的，我国的学者正在为此目的辛勤工作着，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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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庄孔韶同志协助搜集整理原始调查资料，本所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施联朱副教授提供他最近进行的民族识别的经验并提出宝贵意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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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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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耀华（1910～2000），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其主要作品有《金翼》《凉山夷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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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民族学工作者必须与语言学工作者密切配合，当年西南地区的识别调查研究就是由我领导的民族调查组与傅懋教授领导的语言调查组密切联合进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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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改为“德昂族”，1985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德昂族群众的要求，重新定名为“德昂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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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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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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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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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学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就需要对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再认识。进行这种再认识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统摄学科发展全貌，就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的长短得失做全景式的评说；另一种是从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出发，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本文拟采用后一种方法。我们选择民族识别作为考察对象。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科研活动的理论前提是对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概括，属于民族学理论的“硬核”，对于它在民族识别中接受检验的情况进行思考，必将引出对这一硬核的新的认识。第二，1953～1956年集中进行的民族识别，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科学研究活动。在识别之初，全国自报时民族名称有四百多个，需要一一甄别辨析。经过四年的集中工作，我们积累了各种民族存在样式的丰富材料，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论认识，具有最大限度排除认识片面性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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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识别的全面情况，费孝通、林耀华二教授已做了很好的总结[2]，这里不再重复。本文拟从对民族识别中的理论困难和如何从这种困难中走出的分析出发，讨论我国民族学今后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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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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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困难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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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要判定一个待识别集团是不是一个民族、是什么民族。这里的主要标准是科学依据和该民族的意愿。而在科学依据方面，除了要参酌历史，最根本的是要考虑根据民族定义衡量一个待识别集团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民族识别的理论前提是民族定义。这里所说的“民族”的含义是采用汉语“民族”一词的传统用法，即指一切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相当于英语的ethnos和俄语的этнос，而不同于斯大林所说的нац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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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学史上，存在着多种民族定义。民族识别应采用哪一种定义呢？西方民族学给民族下的定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不能考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不曾给民族下过定义，只有斯大林在1913年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наци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且强调，“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3]这一定义虽然明确，但由于是对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的定义，当时直接拿来作为识别我国的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是否合适，仍然需要论证。在斯大林1929年撰写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有这么一段话：“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4]斯大林的这段话说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中可以有四个特征的萌芽或潜在因素，这样，问题似乎接近解决。当时认为，应当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指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的指导理论，不过要灵活运用。强调灵活运用，实际上是在做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的工作。这样，民族识别的前提理论已不纯然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中国化”了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与其母体的区别在于：（1）民族的外延不同，斯大林的民族指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则指一切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外延要大得多；（2）民族的四个特征可以只具萌芽状态；（3）理论上更具弹性，斯大林对于民族的界定是确定的，中国化的斯大林理论强调“灵活运用”，这就为以后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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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中国化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在民族识别中的命运如何呢？事实是，一经接触我国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它就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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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共同地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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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迁移流散，民族的分布状况不断变化。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经历了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形成了交错杂居的状态。解放初，有较完整聚居区的蒙古、维吾尔、藏、壮等族，占五十多个民族中的少数；有些民族分隔在互不相连的地域上，有聚居区又散居各地，如苗、瑶、彝等；有的分散居住，如满、回、畲、仫佬、乌孜别克等族。总体来看，以后两种情况居多数。溯源于今湘西、黔东地区的苗族，从20世纪初起不断流动迁徙，现在除黔东南和湘西有较大的聚居区之外，大多居住分散，分布7个省约20个县。这种分布状态形成了各地苗族语言、文化的差异，但仍保有基本的共同点：他们有三大方言，服饰、节日、婚俗、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各地苗族群众之间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显而易见，居住分散并没有影响这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再如新疆北部的达斡尔族和锡伯族，系清乾隆年间从东北被征调去镇守西北边防的官兵的后代，他们虽与祖居地相距几千里，分离两百多年，却始终保留原有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又如东北地区被称为雅库特、通古斯和索伦的三个族体单位，来源相同，三百多年前游猎于黑龙江流域，因战争动乱长期分隔，如今散居于大兴安岭两侧，但语言基本一致，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婚丧礼俗和民间文学，信萨满教，以熊为图腾。解放后三部分要求合为一族，以共同的自称鄂温克为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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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民族虽无相连的共同地域，但有显著的民族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共同地域”这一特征不能绝对化。显然，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形成之初是必须具备共同地域这一条件的，而共同体一经形成，其民族特征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后的民族过程中，即使一部分人脱离整体分散出去，失去了共同地域，他们的民族特征也不会轻易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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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