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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经济生活，斯大林原意是指资本主义民族内部的广泛经济联系。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在形成期也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很微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共同体空间分布的变动，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有可能完全消失。我国的情况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分工、交换不发达，一些民族内部经济交往不密切，却与汉族或其他较先进的民族发生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依靠外族的市场。解放前，少数民族的农民大多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形成了与其他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经济整体。因此，不仅不可能根据族体单位内部的共同经济联系来区分族别，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是，长期联系在一个共同经济结构中的不同族体，各自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而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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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看共同语言的问题。有单独的语言可以作为形成单一民族的有力证据，问题是失去了固有的语言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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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畲族为例。畲族散居在5省80多个县，使用不同的语言。广东海丰、惠东及其以西的博罗、增城县的畲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或苗语支，[5]博罗、增城被称为畲族的群众甚至自认为瑶族。这一现象与畲族族源有关。对于畲族的族源，虽然学术界说法不一，但大多主张畲瑶同源。史书中畲、瑶并称。两族有内容相同的盘瓠祖先传说。前述这部分畲族使用的畲语与苗、瑶语的亲属关系可以认为是畲瑶同源的历史现象在语言上的反映。不过，畲族中的另一部分却不使用上述这种语言。广东东部潮安县凤凰山一带与闽、浙、赣、皖的共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民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近似汉语客家方言。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历史上畲、瑶分离后，畲民于隋唐时期已住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唐末宋初中原地区汉族（客家人）逃避战乱大批南迁，进入此地，对畲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很有可能，畲族在宋元时期接受了客家话，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明代起，这部分畲族陆续向闽、浙迁徙，而上述这种语言特点就一直保留下来。这部分畲族并不因接受了客家话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始终持着对始祖盘瓠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在祖图、族谱、祖杖、传说、山歌、服饰、祭祀、习俗等方面，在畲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维系和加强畲族的民族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情况表明，畲族虽长期在汉文化的强大包围之中，深受汉人影响，甚至丧失了原有的语言，但是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始终未被汉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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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又是一例。分布在湘西、鄂西和川东的土家族，居住地以汉人居多数，通用汉语，只有极少数人会讲土家话。他们的固有语言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是由于他们的人口比畲族多，居住相对集中一些。土家族虽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还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自称“毕兹卡”，是古代巴人的后代，过去多行火葬，信白虎神，祭土王，跳摆手舞，年节习俗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周围的汉人。类似的情况在回、满、仡佬等族中都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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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失去了形成期具有的共同地域和经济联系，甚至丢掉了固有的语言，但如果共同的文化特点始终保留或部分地保留下来，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反之，如果失去了共同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看来民族的文化特点比语言保持得更为牢固而持久。而只要还保留着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有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的特征。这就是说，有些待识别集团的民族文化特征很突出，但并不同时具备斯大林所强调的四个特征，而且这些缺损的特征也不是处于“萌芽状态”或仅是一个“潜在因素”，而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只是在复杂的民族过程中逐渐消失。这些事实不仅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大相径庭，也与中国化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凿枘不合。换句话说，民族识别开始预设的理论不能覆盖和说明民族识别的事实。民族识别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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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问题的焦点是：仅仅具有“共同文化”的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能不能被认作一个民族？如果遵从预设的理论，逐条对照，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我国的许多民族都够不上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民族学的理论对族体存在状况的研究分析表明，构成民族特征的，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广义而言，语言也包括在文化之中）；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文化。我们当时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民族学的有关理论，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于是，一些并不同时具备四个特征的族体被确认为民族。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处理常谦虚地以“灵活运用”予以概括，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民族识别预设理论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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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对于发展民族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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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适应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急需，我国民族学以应用研究为中轴，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加了集中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次大型调查研究活动。这两次科学研究活动为党和政府制定、落实民族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我国民族学界在两次调查研究和50年代、60年代初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历时30年，整理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6]。这部大型丛书有360多册，近5000万字。可以认为，新中国的民族学至此已完成了它第一阶段的任务。现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早已完成，各民族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民族学应当转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将要开始之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民族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做出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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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学需要把注意力转向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转向民族学的本体。那么，就民族学本体而言，我们应当抓住哪个中心呢？民族识别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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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学研究中心应当由社会形态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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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民族识别的情况可知，民族识别最顽强的事实是，文化是区分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尺度。这一命题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一个人们共同体若在一定的条件下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共同文化，则可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第二，如果这种共同文化只属于一个民族的亚文化，则不能构成一个单一民族。这两方面含义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尺度，其中前一方面是这一尺度的核心内容，后一方面则规定了它的下限。这里，客家人是个典型的例子。以粤、赣、闽交界的山区为中心、主要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客家人，其先民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汉人，在官方户籍册中被称为客籍，故名客家。历史上的迁徙和僻处山地的环境条件，使他们形成了既是汉族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在语言上，他们保留了古代中原汉语音韵，自宋代起形成了与北方和南方汉语均有差异的客家方言。在日常生活文化上，他们的住房采用围拢的合院形式，建筑取小型宫殿式。过去着俗称“唐装”的衣裤，男子以长衫马褂为礼服，女子喜戴顶竹笠，周围缝上蓝布。妇女历来不缠足，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劳动力。客家人重视祖先崇拜，建宗祠祖庙，春秋两季祭祖坟，迁移时背祖先骨骸同迁；节日有元旦、上元、二月二、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婚姻、礼俗多沿中原古时习尚，喜舞龙、舞狮。客家人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历代涌现出不少文人。客家山歌多七言四句，继承了唐诗的遗风。由于历史上客家人在迁移、定居的过程中曾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导致客家人内部产生一定的内聚力。侨居海外的客家人多组成社团维系客家文化，有的地方还有只许客家人之间通婚的风习，表现了地方集团意识。不过，这种意识从来没有越出自认为是汉族这个界限。客家人历来不承认自己是非汉族，曾有过被误认为非汉族而引起不满的事实。我们说客家人是汉族的组成部分，虽与其来源有关，但不取决于此，而主要是由于客家的语言是汉族语言的一个支系，文化也只是汉文化下属的一种亚文化。总之，他们没有形成另一种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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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本特征，那么，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其研究的中心课题应当是各民族的文化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这并不是新鲜见解，在西方民族学那里，这是一种共识。民族学的学科史首先证明了这一点。民族学自诞生以来，不论哪一种学派或思潮，无不为寻求解释民族文化异同的法则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以文化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在西方，早期进化学派认为，人类各文化的一致来源于人类心理的一致，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的法则。摩尔根则进一步把文化进化归因于生存技术的进步。传播学派用文化传播的概念取代文化发展的概念，提出了“文化圈”学说，认为各民族文化很难独立发生，主要由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心向外传播。历史学派反对进化学派的理论，提出了与“文化圈”类似的“文化区”概念。功能学派反对研究文化的起源和进化，主张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通过对文化功能的研究看文化元素的相互作用及其与整体的关系。心理学派认为个人心理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决定因素，因而主张从个人心理、行为研究民族文化模式。文化相对论提出一切文化都有同等价值，否定进步的概念。结构主义试图寻求潜在于人类深层的结构模式，用这些模式来解释文化。新进化论着重探讨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以技术、经济环境为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怀特提出用能量计算文化进化的公式；另一代表人物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是适应环境的工具，他用生态适应和历史发展来区分文化类型。与此相应，西方民族学家为民族学所下的各种定义，都是以文化研究作为学科的根本课题。苏联民族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型学术讨论后，也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模式中走出，明确提出了民族学的中心课题是研究各民族的传统日常生活文化的见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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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根本课题是文化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前已为学术界所接受。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首倡者蔡元培于1926年就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8]此后，林惠祥教授在他所著《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也做过类似的界说。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制定相应民族政策的需要，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一直是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被列为新中国民族学任务之一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实际上没有提上日程，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学科的认识长期不再提起。当然，这里也存在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采取简单排斥态度的因素。今天，学术研究中“左”的倾向已经受到批判，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已进入新的时期，不失时机地把研究重心由社会形态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也不被排除在民族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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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不仅是民族学研究的本位，也是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其传统文化的滞后效应。民主改革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段，与这种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文化在民主改革后因文化的滞后性而存留于今天，对那里的发展起着巨大的阻滞作用。例如，一些少数民族把有限的收入大部花费在宗教活动、喝酒或购买金银饰物上，不愿对生产增加投入；不少民族存在着以经商营利为耻的观念。在那里，发展生产、发展商品经济障碍重重。这就需要研究人们的观念、心理、价值观。因此，制定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战略，建立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在机制，必须有文化这一视角，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立体发展。第二，我国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接触中曾发生过互相吸收、消化融合的复杂文化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可以为各民族今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民族地区发展决策的直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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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课题重心的转移将会给民族学带来深刻的变化，民族学将获得新的活力。过去，由于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没有足够的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着重经济方面，缺乏文化资料，因而我国各种民族志资料的内容并不全面，而我国各民族文化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因此这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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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中心的转移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加强对于民族学学科史和西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新的课题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新的理论工具、概念系统。民族学课题中心转向民族文化，必然带来对于文化理论的新的需求。为此，就要加强对于民族学学科史和西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前己述及，民族学史上的各学派、思潮的理论都是围绕着文化这个中心展开的，百余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扬弃找到自己文化理论的生长点。第二，民族学工作者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这同样是民族文化这一新课题的要求。这一要求植根于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自E·B·泰勒给文化下了经典定义之后，学者们给文化下的定义共160余种。不少民族学家认为，文化包括三部分，一是处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处于深层的精神文化，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处于中层的制度文化。从这一理解出发来看民族文化的研究，很明显，单单采用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对于文化的后两部分内容有科学的认识，还需要借助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需要用理性思维去进行抽象。由此，就产生了对于我们研究者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方面的新要求。我们只有实现了对于过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超越，方能胜任民族文化这一新的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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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重心的转移还使我们想到民族学的姊妹学科——民族史的研究。对于民族学课题的新的理解还会使民族史的内容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如果接受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是民族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那么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民族共同文化发育、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就是必然的结论。我国民族史研究成绩卓著，所不足者，现有的民族史实际上主要是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史，涉及民族体本身发育、发展的内容不多，特别是对其中的核心内容——共同文化的发展，研究很不充分。在对于民族根本特征的新的理解之下，对于氏族史的内容结构进行调整，将把我国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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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加强民族学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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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胚芽，积累了极具学术价值的丰富经验材料，这些都是产生理论的沃土。这些理论胚芽和经验材料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民族的本质特征，民族文化模式的要素及结构（包括民族自我意识在文化模式中的结构功能），民族文化发展、交融、流变的规律等。其中，每一方面又包括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但是，事实是，理论胚芽被长期搁置而未获发育，经验材料只得到整理而没有经过理性思维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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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失去了30年的时间。而在这30年中，苏联民族学已实现了以этнос理论体系对нация理论体系的超越。[9]这里突出地表明了我们对于民族学理论研究的忽视。究其原因，除了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不重理性思辨之外，就民族学本身的情况看，主要有两点。（1）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替学科理论，而且对这种理论采取了某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多年来，民族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作为自己学科的指导理论，而且对其中的某些具体结论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理论探索的任务在他们那里已经完成，忽略了学科理论的建设。（2）学科传统上，我们注意搜集实地调查材料而忽视理论概括。这在民族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有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族学研究重实证材料而轻理论概括的倾向是较为普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外民族学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注重理论研究的趋向；与此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同时，普遍重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实地调查难以进行，因而转向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逐渐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对于后者，当代美国著名民族学家伊根在纪念民族学一百年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做了这样的概括：“（民族学）百年史的主要变化是资料与理论的关系。最初的首要工作是搜集资料，以后日益认识到资料不能自动产生理论。”[10]重视理论研究使得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族学学派林立就是一个标志。[11]由于多年来闭关锁国，我们对此一度知之甚少，这也是我们轻视理论研究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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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对于经验事实的本质把握。从这一认识出发，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实验意义。民族学要为社会实践服务，首要的一个原则是，它为社会提供的知识应当是科学的，而这就离不开理论。在这方面，反面的教训不是没有的。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民族学理论提供自己的认识成果，我们应当听从实践的召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2）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大力发展民族学理论是我国民族学实现突破的前提条件。民族学理论的水平决定了民族学研究的水平，国外民族学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要想形成中国的民族学学派，要想使中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之林中占有与我们这样的大国相称的地位，非要抓好学科理论的建设不可。这一点也是我国民族学在它发展的第二阶段中能否有所建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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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民族学理论的研究必然会使民族学内部形成一个新的研究层次——理论研究的层次。这就涉及民族学的另一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科体系问题。建立我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是当前不少同志关注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族学内部，应当有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研究层次的划分。可能有人会问，我们的“民族理论”属不属于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呢？我们认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主体部分不属于这一范畴。“民族理论”在我国有特定的含义。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除了研究民族的形成、发展规律而外，它的主体内容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总结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经验等（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392页）。显然，民族理论的主体部分属于民族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根据，而民族学理论则属于基本理论研究。民族理论中的非主体部分，关于民族形成、发展规律的研究，则属于民族学理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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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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