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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除了上述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外，根据实际情况还须着重考虑下述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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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注重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各民族的自称与他称均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它的来龙去脉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认定，因此必须认真考察清楚。各民族都有其来源与分流，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与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各民族口碑相传的民间传说都反映出他们的历史渊源。这对于民族识别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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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注重各民族的意愿。民族意愿是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的具体体现，在民族识别中必须加以尊重。民族识别工作中提出的“名从主人”的这一原则便是据此出发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应该与各民族所具备的特征相一致，这是民族识别科学性的体现。但是，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民族的成员缺乏对本民族全面、系统地了解，在民族识别中有时会出现某一部分人的民族意愿与本民族民族特征不相一致的情况。这样，作为民族识别工作者则有义务协助该民族的成员来做好解释与协调工作。当暂时不能说服该民族或其中某一部分成员时，一般采取暂缓做出硬性决定，或者采取“名从主人”的办法，以暂时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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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我国民族识别的实践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几乎都没有完整地具备着作为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因此，绝不能机械地用是否完整地具备四个特征的看法套用在我国尚未充分发达的各民族的头上。但是，又要看到我国的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业已基本具备了这四个特征的雏形，只是这些特征表现出不平衡性，有的民族这一特征较为突出而有的民族另一特征较为突出而已。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全面地来衡量各民族的特征，而绝非教条式的生搬硬套。除此，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根据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应该注意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注重各民族意愿的原则。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于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我国民族学科一笔丰富的理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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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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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识别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其经验对于第三世界的多民族国家解决类似的问题，尤其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我国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虽然已基本完成，但尚未彻底结束，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进行，其前景相当可观。兹略述个人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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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继续研究民族识别的理论问题。从宏观上来看，民族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有其发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的过程。自从民族形成以后，民族共同体一直处于分化或融合的过程中。在历史上的民族有的得以发展至今，有的则分化成许多新的族体，有的又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或与其他民族组合成了另外的族体。因之，民族的演变过程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既然民族共同体在不断演变之中，则民族识别的研究也是我国民族学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继续总结以往民族识别的经验，研究民族识别的理论，密切注意民族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发生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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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解决民族识别中的遗留问题。前已言及，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尚有一些遗留问题未曾解决，1982年以来提出要求恢复或更改民族成分的有500万人，其中已恢复或更改了260万，尚余200余万。此中固然有的不属于恢复或更改民族成分之列，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有待今后解决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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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解决在族识别中因种种原因形成的一些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的时间并不一致，有时还是分省区进行，这就造成省区之间对同一民族有不同认定的情况。比如云南的普米人在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单一民族，而四川境内的普米人则划入了藏族当中。又如四川、云南交界的泸沽湖畔的纳日人（摩梭人），云南民族识别时，已归并到纳西族中，成为纳西族的一个支系，而在四川的部分却成了蒙古族。此外，还有因其他原因造成名不符实的情况。比如，四川西北部黑水县的主要居民为羌族，因长期受藏族大头人多吉巴桑（苏永和）的统治，建国初期他们被报为藏族，迄今这部分人仍称为“讲尔玛（羌族的自称）语的藏人”。凡此种种，均应在今后根据该民族的意愿经过充分协商逐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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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对港、澳、台的民族识别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祖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亦将于1999年回归祖国，成为另一个特别行政区。根据我国既定的方针，中央政府不干涉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但港、澳从未进行过民族识别或类似的研究，迄今对该地的民族构成仍不清楚。鉴于对国情和特别行政区区情应有明确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民族构成的认识，中央应组织力量对港、澳的民族识别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港、澳的回归必然对台湾产生重大的影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省必将统一于中国。关于台湾的少数民族，我国一直沿袭以往的称谓，统称之为高山族。根据近来台湾民族学界的研究，已认定高山族中有9个民族，即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雅美和赛夏。而台湾的少数民族中原来还有“平埔族”的说法。平埔族也是一个统称，据研究其中可划分为10个民族，目前除邵族的一部分还保留原来的部分语言与习俗外，大多数已在历史上与汉族融合。如此，现台湾当局已承认的少数民族有10个之多，1997年1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在宜兰县得知该县已承认了居于该县一带的噶玛兰人为单一的民族。[6]1996年12月，台湾的“行政院”建立了“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拟逐步理清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称与结构。为适应这一形势，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于1997年初开设了“民族认定”的讲座，笔者亦应邀进行了中国大陆民族识别问题的系列讲授，他们意在借鉴大陆民族识别的经验以加强对台湾民族识别的研究。大陆素有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与经验，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亦可进一步探讨海峡两岸民族学界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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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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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绍明（1933～2009），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民族学家之一，著有《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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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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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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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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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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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噶玛兰人的情况，可参见杨宪宏编《宜兰：台湾人心灵故乡》一书的《原住民》一章，台湾花王公司，1996，第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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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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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而又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基础工作。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民族工作部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对中国极其复杂的各人们共同体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调查和论证，确定了族体，更改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成分，开展了正确的而科学的民族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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