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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一个主要特征。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比其他几个特征更显得重要。这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个民族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巩固其共同心理素质，强化其内部的团结，对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格等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并把它上升为民族的独特标志，使其成员具有大家都是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亲切心理。同时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提高成为民族形式，进行艺术加工，加以宣传，使人们一望而知是该民族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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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还在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生活和婚丧、节日、礼仪、禁忌等习俗上表现出来。一个民族共同体风俗习惯的共同性，不仅表现于同一民族的成员中，不同的民族在某些方面也同样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有的民族因为居住地域不同，会产生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待识别的民族中，不能简单地把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准。还要着重注意一个民族的人们附着于这些特点上的民族意识及其发展的历史条件。在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等时，还要注意剖析哪些成分是该民族固有的，哪些是受外族影响的，这样才能正确辨别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传统。共同心理素质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维系着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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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四个要素或四个特征，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在四个要素或四个特征中，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所以在识别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某个特征，而是把民族形成的各个特征综合起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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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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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历史长、渊源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各民族的实际，参照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以各民族人们共同体的现实特征为依据，在对其历史、族源、社会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具体分析研究，在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中，有的被确定为单一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被确定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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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标准。民族属于历史范畴，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稳定的共同体。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恢复、更改或识别的民族成分，应掌握这样几条原则：1.以其构成一个民族的诸因素联系来考虑，而不以其中的某一因素作为唯一标准；2.以其现实、现有特征为主，参照历史，分析民族历史、族源、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关系；3.对民族的名称，尊重“名从主人”的原则，尊重该族体大多数人的意愿；4.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出发，对相互近似的人们共同体，即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并认定为同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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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它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族，有的已经消失了，如匈奴、鲜卑、氐等；有的削弱了，如羌；有的发展壮大了。汉族人口所以如此众多，是因为吸收了别的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现在我国有些地区的一些人们共同体固有的民族特征大部分已经消失，而与某一民族共性较多。在处理这类人的问题上尤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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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更改民族成分或识别民族成分的工作中，不仅注意要求更改、承认自己为少数民族的一方的意见，还很注意有关另一方的不同意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加以综合分析，按科学标准得出结论。同时对某些少数民族，提倡加强民族内部团结的教育，照顾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增强民族内部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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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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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已基本完成。个别遗留的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在80年代也已完成。这项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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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建立初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为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广泛宣传贯彻，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开展，民族识别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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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起的3年内，中央政府先后向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派出中央访问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嗣后，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一些专家分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四百多个。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等38个民族为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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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不同的民族名称中，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和识别，又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另将74个不同的民族名称归并到已确定的53个少数民族中。以云南省为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提出过的民族名称有260多个，经过识别归并为22个，同时还识别了大小人们共同体68个，有的确定了民族名称，有的解决了归属。至此，我国少数民族的族别成分问题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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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到1986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因“文化大革命”，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识别工作得到恢复。在这个阶段中，又确定了两个民族。这个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对一些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和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的归并工作。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以来恢复、更改民族成分人数较多的有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省的苗族、侗族和云南、贵州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恢复、更改民族成分工作，仍然坚持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有关民族的实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步进行。在具体工作上着重以现实的特点为主，参照历史，结合民族诸要素来考察、识别、恢复、更改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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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已经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但是还要加强有关民族识别的理论研究，把各民族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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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民族》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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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光学，朝鲜族，原国家民委副主任，编有《中国的民族识别》（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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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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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联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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