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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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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White，Sydney D. 1998，“State Discourses，Minority Policies，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he Lijiang Naxi People’s Autonomous County”，in William Safran ed.，Nationalism and Ethnoregional Identities in China，London；Portland，Ore：Frank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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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Kaup，Katherine Palmer，2000，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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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ullaney，Thomas S. 2011，Coming to Term with the Nutaon：Ethnic Classafic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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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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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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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开展的一项基础性民族工作，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全面落实民族政策创造了条件。这项工作虽早已基本完成，[2]但仍有少数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成识别，一些群体则因对识别结果存在不同意见而有待进一步确定。随着我国民族工作的深入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这些民族识别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逐渐提上日程。解决待识别群体问题的本质仍是要完成对这些群体的族属确认。对此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甄别，但贯穿始终的将是一个识别的依据问题，即为什么要对这些群体进行识别，又根据什么来进行识别。所以，对民族识别的依据的完整回答就是要从实践上说明识别的必要性，从理论上确定识别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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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民族识别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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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始自20世纪50年代初，时至今日仍没有最后完结。开展民族识别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工作的需要，一个是各民族自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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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将民族平等作为自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明确政策对象，即中国有哪些民族、多少民族，而恰恰这一点当时并不清楚。实际上这一问题自辛亥革命时就已提出来了。建立民国后，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但很快他就提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还说我国“何止五族”。[3]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讲：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其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4]“数十种少数民族”比“五族”大进了一步，但仍是个概数，并不准确。这怪不得他们，革命的岁月和战争的环境，容不得人们弄清楚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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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新国家后就不同了。1950年，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再次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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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而是为了开展民族工作、落实民族政策。为此，从1950年开始的中央访问团赴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其任务之一也是摸清少数民族的族别情况。随后，多民族各省对自报的民族群体进行调研，而中央民委从1953开始也不断派出识别调查小组，先后赴中南、东南、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研究，对相关的民族予以确认和甄别。30年后，亲身参与了民族识别的费孝通教授在总结这一工作时说：“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6]这就把民族识别的原因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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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族识别的进行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自觉要求。受近代民族理念的浸染和巨大社会变迁的影响，民族认同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民族意识自近代以来逐步显现和增强。这其中有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意识，也有各族体自身的民族意识。如今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总是追溯到清末民初，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近代革命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理念又激发了各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而这些民族意识都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中国各民族在人口、历史文化和发展状况上固然是很不相同的，各自的民族意识或民族自觉表现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各民族自觉的普遍发生。蒋介石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试图借强调“中华民族”而抹杀少数民族的地位，不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少数民族的普遍抵制，以至于他领导的国民党不得不将“民族平等”“扶持弱小民族”的“自治”和“进步”等继续写在政策文本之中。旧中国的族称中，所谓“汉、满、蒙、藏”所指比较清楚，而“苗、回、夷、番”则不很清楚，但发生自觉的不仅有“汉、满、蒙、藏”，也有“苗、回、夷、番”。这一点绝不可以视而不见。费孝通教授讲：“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实现了民族平等。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少数民族自觉的表现。到1953年，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据称有400多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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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先有少数民族的普遍自觉，后有民族识别；民族识别是对民族自觉的政策回应，而不是在族体确认上强加于人。不论民族识别是否进行，民族自觉或民族认同实际上都在发生。它们的区别仅在于，识别会使认同沿着识别的结果而发生；不识别则会朝着多种可能的结果而发生，因为它的对象是不明确的。从这一点来说，由于识别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识别引导的认同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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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族识别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多民族国家都有着协调民族关系、管理民族事务的职责，都为此而需要制定民族政策，所以，当民族状况不清楚或容易混淆的时候，民族识别或与此相类似的做法也被提出和运行了。就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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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和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民族状况一样纷繁复杂，因此，他们在独立建国以后也有过民族识别这个过程。老挝1975年自报的民族名称有750多种，1983～1985年自报的数目又是820种，经过研究整理、剔除重复，还有近200个。1985年，经过老挝民族研究者的反复考证，最终确定老挝全国有47个民族。1986年该研究成果得到了老挝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可。1995年老挝的人口普查使用了这一数字。[8]越南有多少民族，以往也很不清楚，有60多、80多和100多等不同的数字。越南的民族识别工作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9年以前，民族情况不明了，按一般习惯划分和称呼各群体。第二阶段是1959～1972年，首次公布了全国的民族数字和名单，但没有提出划分民族的标准。第三阶段是1973～1979年，确定了民族识别的标准，但越南南方尚未解放或刚解放不久，对南方民族还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第四阶段是1979年以后。于是，各个时期的民族数字不一样：1960年3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确定并公布的民族共26个；1974年4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公布的民族共40个；1978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一书公布全国（包括南方）有59个民族；而1979年以后，越南官方认定的民族数字固定在54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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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因为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一样有民族政策。印度把国内的“部落民”划入“少数民族”，为了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印度人类学调查局也曾对部落进行过识别。据研究，1991年时印度共有461个部落，部落民677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8%。[10]我国台湾的少数民族原来被称为“高山族”“山胞”等，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掀起“原住民运动”，自称“原住民族”，并追逐各自“族群”或“民族”的认同。期间，为了求得事实上的准确和法律上的承认，他们也都经过学术界的识别和台湾当局的承认。目前，台湾“原住民”得到确认和承认的族群已有14个，而在十年前还是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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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虽然没有这样的识别，但也有相应的族别界定方法。如挪威的萨米人，经过长期同化大多数已与挪威主体民族难以区分，于是根据《萨米法案》对萨米人的界定方法做出规定：首先自己要宣称是萨米人，其次自己的家庭语言是萨米语，或者自己上一代或上两代的家庭使用或曾经使用过萨米语，再或者自己是确定的萨米人的子女。而正在起草审议的《北欧萨米公约》则将类似的规定扩展到了有萨米人的挪威、瑞典和芬兰三国。美国也没有过名义上的民族识别，但受美国政府资助，1980年出版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对美国一百多个族群进行了区分和论述，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标准识别或界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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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是说，民族识别或有相似性质的族别界定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管理中的普遍做法，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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