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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族自觉在持续，基于民族的群体认同还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相比20世纪中叶民族识别之初，当今中国民族自觉的强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这种自觉，未得到识别或识别结论未定的群体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归属必然有着更多的关心，中国人认祖归宗的意识在他们身上必然显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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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笔者不能同意要求识别全都是利益驱动的观点。因为无论西藏的僜人、夏尔巴人，贵州的穿青人、家人，还是云南的摩梭人、苦聪人，虽然族属未定，但在当地都享受着少数民族的待遇，识别的结果在政策上的利益差别已大大降低了（当然还会有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民族分支的差别）。由于这些群体一般人数很少，所以有的还享有比一般少数民族更优厚的政策。如莽人和克木人是云南边境地区的两个待识别群体，人口总共不足4千人。由于长期深居原始森林，生活极度贫困，得到国家和云南省政府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到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全面扶持，其帮扶力度是一般少数民族所难以得到的。然而这些优待并没有消除他们对自己民族归属的渴望，直到2009年2月，国家民委确认他们归属布朗族后，他们才“终于有了归家的感觉”。所以，在民族认同理论的各种观点中，无论“工具论”、“原生论”，还是“环境论”，任何一个单独观点对未确定族属群体要求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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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民族识别虽早已基本结束，但遗留的问题尚待解决，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又正在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维护当事群体权益和心理认同的需要，也是由民族识别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民族政策完善的需要，理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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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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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民族识别的基本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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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识别的必要性问题解决之后，自然应该回答的便是如何进行识别，即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问题。未来的民族识别是原有识别的继续，本质上讲是一个过程，所以，前后的识别标准要有传承性、一贯性和统一性。但必须明白的是，以往的识别在理论依据上有着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当前待识别群体的情况也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原有的原则；另一方面，或说更重要的是要从以往的经验中，从现实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现象的特点中，提炼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识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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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来说，最终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费孝通讲：“在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我们曾反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着重学习了斯大林著名的有关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们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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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没有成为教条。大量的识别实践告诉人们，如果严格套用斯大林的定义，中国将识别不出一个民族。因为这个定义是指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民族，而中国，包括汉族在内尚没有一个完全进入资本主义。此外，以“四个共同特征”具体来衡量，也总会不甚全面。四个“共同”中，第一条是“共同的语言”，但实际上，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语言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所使用的现象极为普遍。中国有56个民族，却有130多种语言。[24]有专家研究指出，在中国，语言与族属之间大致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种，“一对一”的对应，即一族一语的对应；第二种，“一对多”的对应，即一族多语的对应；第三种，“多对一”的对应，即多族一语的对应。而“一族多语”对应和“多族一语”对应的民族占中国民族总数的30%。[25]“共同的地域”也与中国的民族分布不符。长期的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使中国的民族分布特征是“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普遍的人口迁移使一个民族可以有多处分布。达斡尔族大部分在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少数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还有一些分布在新疆塔城；苗族在贵州有，广西和云南有，湖南、湖北和重庆也有；而回族更是遍布全国各地。现在国际上有“原住民”或“土著人”的概念，但在中国不适用，因为我们各民族世代杂居，更适合用“世居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与广泛的杂居相对应，很难讲一个民族从事一种经济活动，通常的情况是各民族因地制宜、因地为业，而不是因族而业或因业而族。同为游牧，蒙古人为之，哈萨克人、塔吉克人也为之；同是农耕民族，有汉族，有土家族，也有苗族、壮族和维吾尔族。“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各家解说莫衷一是，但无论把它说成“民族意识”还是“民族性格”，都很难与具体民族一一对应，也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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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我们的民族识别虽然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实际上贯穿始终的是“灵活运用”。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情况报告》中写道：“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历史长、渊源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我国民族识别中，没有搬套苏联的经验，区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统称民族。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参照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确定为汉族。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这符合我国的实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26]说明的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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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是因为当时的民族理论发展状况决定了只有斯大林这个理论可资借鉴；我们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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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认为我们没有搬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因为我国的各民族绝大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尚未发育成现代民族，所以一般不完全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共同”特征。言下之意是说，我们的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当然资本主义已经跳过去了，不可能有这个阶段），成为现代民族后，“四个共同”特征就会逐渐形成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四个共同”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如果说它正确的话，最适合的只能是刚刚形成的民族，而不论它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因为只有刚刚形成的民族，才有可能较严格地居住于同一地域，说同一种语言，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性格。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为一族的人们在与外族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商贸、战争、通婚、移民，一切原有的特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民族与其特征的正常演化逻辑是：民族越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人员、文化扩展的范围愈大，它的原生性特征散失得越快、越多，而不是相反。这样，现代民族与古代民族、原始民族相比，其四个特征就不可能更完整、更鲜明，而是更模糊。历史上我国各民族虽然均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程度不高，但在中国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内，数千年来从未停止过交往，已经有着很高的杂居度。所以，各个民族之间的特征都有很高的相通性，它和是否进入资本主义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既不可能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完整的四个特征，我们也不能单凭现在的特征而确定一个民族的真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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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存在诸多问题，不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已被“灵活运用”，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学术界对其进行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新的民族概念解说也屡屡提出。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观点集中表达为“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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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概念的第一次正式阐述。从行文来看，有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一坚持是对的，因为民族是一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形成，又在历史上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民族又是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是一个偶尔形成又会轻易分解的社会团体。再比如将“语言”仍然作为民族具有的“共同的特征”，虽然和斯大林的表述相近或相同，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民族现象的实际。然而，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不同之处更多一些：取消了“共同地域”，增加了“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因素，将“共同经济生活”改为“生产方式”，增添了“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了重要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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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动使民族概念大大中国化了。“共同地域”不再作为民族的必备特征，符合中国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一个民族经过历史演变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地域，但却可以保持其他特征和认同。“历史渊源”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都是被强调的因素，现代民族理论中所谓的“民族记忆”其实就是指各民族对自己历史，尤其是对祖先、血统、来源的追溯和认同。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没有这一条，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这一条又是被普遍应用、被每一个群体最为看重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虽然在内涵上有着相当重叠，但它们毕竟又是两个概念，“风俗习惯”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民族最显见的特征之一，提出来至少对于民族识别是有操作意义的。“心理认同”比斯大林所言“心理素质”明确多了，其实可以直接说成“民族认同”，即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以往的民族识别中强调“名从主人”，就是对于民族认同或“心理认同”的认可。将宗教因素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加入民族概念完全超出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框框，但的确有说服力，国外很多民族就是和宗教人群对应的。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分野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国内的回族最初也完全是由伊斯兰教团聚和塑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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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民族概念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阶段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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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增强认同在识别依据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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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进了一步，用新的民族定义来指导我们的民族识别，还会出现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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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民族特征具有的相对性仍会对族别划分造成障碍。民族特征的相对性是说每一个民族与相邻民族的特征都有相通之处，所谓特征都是相对的。比如说识别民族要考虑语言因素，但这个语言是指方言、指语支，还是指语族或语系，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达斡尔族在识别时认为有自己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历史上“可能属于古代蒙古语的方言”，但“达斡尔语和今日蒙古语的关系已不是方言的差别，而是语言的差别，已形成蒙古语族中与蒙古语支并列的一个独立的达斡尔语支”。[27]这里划分的标准是“语支”。同样，识别土家族时也认为其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它不是彝语的方言，而是彝语支中一个独立的语言”。这里的标准又是“语支中的独立语言”。[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6900多种语言中包括300种左右的中国语言，但中国学者只确认了其中的130多种，其余的认为只是同一语言内部的方言。[29]两者所用标准的差异是很大的。几个相邻的群体，风俗习惯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哪些不同是属于民族之间的，哪些不同又是属于同一民族内部的，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历史上各民族分合无常。两千年前天各一方，一千年后合成一家，五百年后再度分离，现在又相邻而居，追溯他们的历史，该是一族还是两族，都可以拿出理由。甘肃、四川交界处的“白马人”依不同的根据有氐族、藏族、羌族和单一民族等多种说法。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在云南的被归入纳西族，在四川的又被认定为蒙古族。湘西的“瓦乡人”（又有写作“哇乡人”或“挖乡人”者）20世纪50年代被湖南省民委认定为汉族，但后来在沅陵县却被恢复为苗族，迁往四川（今重庆）酉阳的被定为土家族，迁往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的定为黎族，迁往保靖县的定为瑶族，迁往桑植县的又成为土家族。[30]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群体的特征有着很大的相对性，致使各地识别的结论很难统一。所以，尽管中央对于民族定义的阐述比斯大林的定义进步很多，但在实际民族认定过程中，由于民族特征相对性的广泛存在，仍难免会出现早先出现的问题，继续遗留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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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化发展大大消磨了原有的民族特征。我们所说的民族特征，其中的大部分，包括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其实都属于传统的范畴，而传统又无不随现代化的推进而发生重大变化。当前我国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呈现的是三种状态：繁荣、衰退和变异。所谓繁荣，是说由于认识到了保持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在民族文化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民间艺术、传统节庆的复兴到文化规划的实施，其规模和声势都前所未有。所谓衰退，是说随着经济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不少传统技艺、生产生活、民俗服饰等失去传承、逐渐消逝。而所谓变异，是说大量传统的东西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现代的文化元素相结合，正在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形式。三种状态中，传统文化的繁荣当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变异”却是掺杂其中的，任何“原生态”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当下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的传统文化复兴更多是一种掺杂现代文化的展演，不可能是民族文化特征的本真。所以，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还可以从各民族传统中发现和辨别各自不同特征的话，现在则更多地失去了这种可能。因为，原本就模糊的能够为我们提供辨别依据的特征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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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特征的模糊或失去是指有形的、可以感知的部分，具体而言，是指前述六个要素中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而对“历史渊源”的追念和同一民族的“心理认同”却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消逝。相反，这两个无形的属于认同的要素却成为支撑各民族存在和表达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各种诉求的主要动因。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主要表现是“族性张扬”[31]，而包括各种民族外在特征在内的“族性”最终都是由族性认同的提升得以张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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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念是中外民族学、民族理论常论常新的话题。因为很明白，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概念，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最难达成一致。不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倾向性的东西。一般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民族概念较多地倾向于客观特征的强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是这一倾向的集大成者，他所说的四个特征中只有“心理素质”属于主观的东西，却又依附于“共同文化”这个客观特征之上。而20世纪后半期之后，关于民族概念的解说便明显倾向于主观因素了。浏览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不论是与西方学术联系较多的文化人类学，还是较重视传统话语的民族理论，“认同”或“民族意识”在他们的定义性解说中都处于显著的位置。当代西方民族理论同样关注着民族概念问题，同样有见仁见智的诸多分歧，然而可以提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认同是他们论述的核心要素。弗里德里克·巴斯详细研究了认同的发生及其在民族（或族群）形成中的作用，形成了著名的族际“边界”（boundary）理论，[32]而“边界说”实质上是认同说。其后，认同在民族概念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解说为“想象的共同体”，代表了现代主义学派在此问题上的基本主张。[33]新现代主义的康纳讲：“实际上，民族（nation）只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族群（ethnic group）”；“一个族群可以很容易地被人类学家或其他外人所识别，但在它的成员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唯一性之前，它只是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民族”。[34]族裔-符号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史密斯也认为，民族是以族群为核心而形成、是从前现代的族群发展而来的。族群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名称、共享同一祖先的神话，拥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文化的区别性要素，共同的历史记忆，把自己与特定的“家园”（homeland）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团结意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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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同和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甚至把它看作民族存在的标准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违背了认识规律：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也先于意识。只有在民族已经存在且已具备自我感知条件的情形下，民族成员才有发生认同或自我意识的可能，而不可能相反。但是，当今学术界对认同或自我意识的强调的确反映了当代民族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有形、外在特征的模糊和主观认同的增强。或者说，当今世界的民族存在正越来越多地有赖于主观认同来维系，而不再是以往显见的语言、习俗、服饰等传统元素。这是和现代化、全球化和社会化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