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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1953年无民族识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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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国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各访问团等的汇报，研究相关工作，决定拟开展以下工作：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创办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开展教育、卫生及贸易各项工作，解决群众疾苦，提高教育水平；设立民族文字指导委员会，组织研究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等等[13]。同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及研究各主要工作，规定“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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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治局及政务院的决定，1950～1953年我国民族工作是建立民族自治区或各族各界联合政权，维护及保障各民族的权益；[15]创办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考虑为缺乏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助抗美援朝等运动，宣传爱国主义，灌输与增强祖国的意识；在经济结构与汉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少数民族中开展土地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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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消除历史遗留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等，要求“关于各少数民族的称谓，由各省、市人民政府指定有关机关加以调查，如发现有歧视蔑视少数民族的称谓，应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协商，改用适当的称谓，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定，公布通行”。[16]调查某些民族的族称、协商解决、国家确认，旨在消除历史遗留的歧视或蔑视，构建平等、团结及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团结。如《中国的民族识别》中说，将“归化族”改称“俄罗斯族”，“索伦族”改称“达斡尔族”，“塔兰奇”恢复“维吾尔族”，“仲家”改称布依族，等等。这些就是那时期开展的消除歧视或侮辱等工作，并非“民族识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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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宣传的深入及工作的开展，散居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要求公开其民族成分，享受平等权利。1952年2月，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8]，指令各地政府切实执行，保障散居少数民族要享受的权利。根据这项决定，中央民委编制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统计等资料，列举各民族的不同族称，下发各地，参照执行。各地政府依据传统，按照散杂区民族群众的意愿，比对分析资料，确认其民族成分，依法保障平等权利。如中央山东分局统战部曾为内地满族是否应列入少数民族请示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明确指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地位，保障他们应享有的民族平等的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19]毋庸解释，“承认”就是确认。因为各少数民族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散居各民族群众需要的是被确认，依据自我认定，受到法律保障，享有平等权利[20]，并不要求被“识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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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该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民族工作，制定了尔后的工作任务。该“会议纪要”上报党中央，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讨论，毛泽东逐字逐句审阅，适当修改，将文件名称由“会议纪要”改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发至各省区党委学习讨论，制定任务，搜集相关意见。之后，该“经验总结”再做修改，于1954年10月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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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经验总结”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提炼做法，总结经验，制定了过渡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我们多次阅读全文后，遗憾地讲，文中没有找到开展民族识别的文句。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民族工作中没有识别民族的任务。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某撰写者引用毛主席在审阅“经验总结”说的“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话来论证毛主席曾指示开展民族识别，[23]我们认为，毋庸解释，该作者是将毛泽东这话的本意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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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汪锋、刘春等中央统战部或中央（国家）民委领导人的文集或传记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民族识别的指示或文章；我们在查阅中共中央、中央统战部或中央民委的主要文件后，也没有发现开展民族识别的指示，更不说有专项的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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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4～1958年少数省区曾开展民族识别，但属于局部、短期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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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除云南等少数省区在社会调查中增加族别调查外，民族识别也没有列入全国的民族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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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除继续建设并健全区域自治，积极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发展文教卫生等外，有这几项主要工作：（1）部分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与“直接过渡”）；（2）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弄清各族历史、社会状况及经济形态等；[24]（3）为部分少数民族创建或完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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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云南、湖南、广西、黑龙江等省区在社会调查中的确开展了民族识别，确认了14个少数民族，人口约102万。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族别调查而确认的少数民族仅占全国少数民族数目的1/4强、人口的3%。无论从涉及的地域、确认的民族数及人口来讲，它们只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少部分，是在少数民族中确认某少数民族。而且，在这些省区的工作中，族别调查属于普通事务，无特殊的地位，更不是“首要解决任务”（如云南，下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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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组织中直各机关、各省区、自治州及自治县的领导撰写文章，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编纂并出版《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下两册）[25]，颂扬新中国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绩、阐述需要健全或发展之处。在该书刊载的百余篇文章中，没有一篇专门阐述民族识别、总结其成绩、推广其经验。只有苏克勤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十年》内略有表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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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是在解放初期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国少数民族采取否认态度，因而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湮没无闻的。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了民族团结，许多过去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名称，不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些少数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的名称，因此，这些新提出的名称中间，并不是每一个名称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而需要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弄清他们的民族成份，以便于帮助他们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各民族人民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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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的。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充分地照顾到各民族的特点和各族人民的愿意。几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经过民族识别工作，我国现已正式的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比原来人们知道的增加了好多倍。当然，那些新确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早就存在，只是由于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的否认，过去很少为人们知道而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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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是将“民族识别”作为民族调查的组成部分，说明部分地方的民族识别是在广泛调查基础上，依据史料，考虑语文，将当地民众自我认可的多种自称或他称，归入统一族称中，合并同类族体成为某民族。当时，人民政府之所以要开展民族识别，由国务院公布，确认某些民族，旨在依据宪法规定、维护民族利益，使这些民族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实行区域自治等。为此，苏克勤强调那些确认的少数民族早就存在，识别只是确认称谓、明确族体的归类，并非重新认定，更不是“创造”某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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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苏克勤担任的领导职务，应该说他对“民族识别”的概括是切合实际的。此“识别”非彼“识别”，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这种观点欠妥，至少讲，以小放大，将少数省区对个别民族的确认扩大到全国范围；将被识别的极少数的民族概括为全部56个民族，容易误读，产生歧义，认为中国各民族是被“识别”的，带有政府行为等的主观色彩，甚至有政治的因素，刻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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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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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民族识别的部分省区中，云南省虽不是最早，却是最多、最广泛、最具典型。1953年以后，在国家新确认的17个少数民族中，7个在云南省[27]，占40%强。我们在认识“民族识别”时，很难回避云南省，故本文以此地作为典型，认识“民族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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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识别”与推选人民代表缺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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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开展“民族识别”和召开人大、确定代表名额缺乏联系，却与区域自治的建设构成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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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有关，“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将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启动了民族识别，求助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从最复杂的云南入手解决这难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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