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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29 (二)研究民族语文推动了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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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31 前面已叙,1951年2月,政务院会议决定给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遵照该指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教委)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语委),指导和组织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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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34 根据中央文教委的要求,1952年2月受云南省副省长张冲的邀请,语言学家傅懋等人再来云南,深入滇西及滇南民族地区,调查傣、傈僳、哈尼、拉祜、佤、景颇及阿昌等族的语言文字,归纳了音位系统,初步研究了语法规模,掌握了彝语的分布情况,搜集及研究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或方言情况,从语言识别的角度对尔后族别调查提供论证,得到云南省政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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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38 1954年年初,罗常培、傅懋合作撰文[36]《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了全面梳理,认为“现有的民族语言可分4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阐述了各语系、语族的基本特征,以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该论文虽然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概况,但其实旨在阐述语文是划分民族的重要依据。其间,傅懋还根据调查所得,提出“发现云南140种左右的民族名称中,有许多异名同实的现象。如专就有独立语言这一条件来看,这些民族名称可归并为25个左右”。[37]这样构想既是对前文阐述论点的印证,也为尔后云南开展“民别调查”提供了语言分类的“识别”依据,大致确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类别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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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40 同年,中央文教委民语委和中央民委联衔报告政务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汇报通过调查,认识并总结出那些缺乏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存在七种不同的情况,建议以自愿自择为原则,深入研究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提出了若干工作构想。[38]5月,政务院批复了这份报告,责成中国科学院及中央民委审议讨论,拟出计划,制订方案,选择试点,总结经验,逐渐推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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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42 政务院的指示启动了调查、改进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因各方面条件较具备,试点工作选在云南。当然,调查语文需要弄清民族成分,掌握语系、语族、语支及方言,清晰归属,确认类别,于是该工作掺入了民族识别,交融开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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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44 (三)云南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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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46 在深入了解各族的语文情况后,有关部门认识到云南省存在两大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四大语族(壮侗、藏缅、苗瑶、孟高棉)、九个语支(壮傣、彝、景颇、藏、缅、苗、瑶、瓦崩、布朗),七十种以上的方言,基本弄清各民族及支系的分布及数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各族语言系属各族分布情况大体是北纬24°以北为彝族系的主要聚居区,北纬24°以南为壮傣及佧佤系的主要聚居区(包括北纬25°以南的东经99°以西和东经104°以东的部分地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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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48 这样,北纬24°就成为云南各民族构成的“南北分界线”,以北区域是以彝语支为主的藏缅语族的少数民族,以南区域是壮侗语族,主要是壮、布依、哈尼、瓦崩和傣等壮傣语支的少数民族。依据这项原则,开展族别调查,认识相关的族体,其语文、习俗等相同或大致相同者,根据居住地的位置,归并彝族、壮族或哈尼族等中。反之,则开展民族识别,辨别确认。[41]再者,东经99°与东经104°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各民族的“东西分界线”,线内各族及支系按其“南”与“北”的分布,经过调查,归入彝、壮或哈尼等族系中。线外的各族体依其历史记载、生活生产、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族群意识为主,依据语文,分析“识别”,确定族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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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53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1]
1702256454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云南族别调查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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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56 (一)云南族别调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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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58 查阅相关的资料,对当年的族别调查工作,《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做了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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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60 (1954年)5月15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研究组集中了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省民委及语文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七个单位共46人。6月2日,分成七个组进行工作,至7月初完成第一阶级工作,共识别研究了29个民族单位,提出了识别意见。8月初,进行第二阶段工作,10月结束,进行了以彝族支系为中心的识别工作,共39个单位。至此,全省初步确定了彝、白、哈尼、傣、壮、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景颇、瑶、藏、布朗、阿昌、怒、普米、崩龙(现改称德昂族)、独龙、蒙古21个少数民族,并经中共云南省委、人民政府同意,由国家民委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族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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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64 但我们查阅的资料显示,该项工作当时称为“族别调查”,设立的领导机构称“云南省民族族别研究组”而非“识别研究组”。[44]“识别”与“族别”固然有联系,但亦存在鲜明的区别:“识别”重在“识”,由“识”而分辨是否有“别”,先“识”后“别”。“族别”调查则是认识各族体的“别”,有了“别”,再由政府部门确认其族称。族别调查涵盖了识别,在族别调查的工作中,部分地方开展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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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67 1954年,云南省族别调查的分工是:文山专区,由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主持,负责对僮(壮)族、布依族系统的识别,涉及族群有“沙”“侬”“土佬”等族群;滇中部大理地区,由朱嘉品、刘尧汉等负责,对“土家”“蒙化”等彝语支族群开展调查;路南、昆明及弥勒等地由杨堃、纳训等调查“撒尼”“撒民”等彝语支族群;滇南石屏“普拉”等族群,由詹开龙、王辅仁调查;墨江哈尼、卡都、豪尼、碧约等族群由常鸿恩、王晓义调查;西双版纳的“白朗”(布朗)族由傅懋、张凤歧等调查;滇西北的“勒墨”、“怒”、“俅”及“西番”等由方国瑜、周汝诚等调查;滇西的“阿昌”“本人”由杨毓才、陈凤贤等调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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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69 经过族别调查,弄清情况,分门归类,云南有关部门以北纬24°为分界线,分南北不同区域,根据调查所得,将绝大多数族群归并入彝族系统、壮族系统或哈尼族系统中;确认了“白朗”(布朗)、阿昌是单一民族;“怒”、“俅”(独龙)及“西番”(普米)是不是单一民族还需研究;明确“勒墨”是民家(白族)的支系、“本人”属于佤族;等等。[46]通过调查,连同先前公认的民族,云南省确定了20个少数民族,仅剩“崩龙”(德昂)、“攸乐”(基诺)、“插满”等80余个族群、约3万余人尚未调查或暂不能确定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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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71 1958年及1960年,云南省民委再组织部分学者、干部等对1954年族别调查中遗留的族群再做调查或追踪认识,分析特点,确认类别。经过这两次调查,专家们除肯定崩龙(德昂)、“西番”(普米)为单一民族外,还建议将“插满”“普标”列为单一民族,等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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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73 (二)对族别调查的“典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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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75 为全面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工作,我们拟借傈僳族、怒族加以分析,其中傈僳族是公认的民族,但也有民族识别;怒族是经族别调查后而确认的民族。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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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477 早在唐代,“傈僳”就载之史籍,之后历朝历代,关于傈僳的记载不绝于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多数傈僳民众持续迁徙。到20世纪50年代,傈僳族以云南怒江为聚居区呈现扇形分布,东北延伸武定、四川盐边及德昌等地,西南迁至德宏、临沧各地,远到缅甸及泰国。尽管各地傈僳民众存有差别,甚至有鲜明的差别,有“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山傈僳”等不同他称,也有傈僳、卢、力苏、力些、粟敕、力梭等多种自称,各地傈僳民众的语音、语法及语序也不一致,服装佩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不过,这些差别只是傈僳民众在迁徙过程中或因生活需要,或因环境变化,或与群体交流等而产生的,是傈僳各支系的外在表现,是非本质的区别。相反,各地傈僳民众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强烈的自我认同,这是该族群众的本质表现,因而傈僳族是统一的民族,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借鉴历史的称谓,故确认以沿用“傈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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