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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傈僳族的确认不成问题，云南省也在傈僳族聚居的怒江地区建立傈僳自治区（州），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出现新情况。如昌宁县米和乡新寨的“永白”人自称“傈僳扒”，他们与周围民众的服饰、语言及习俗等存在差异。1958年，在族别调查中，专家们比较“永白”人与怒江泸水傈僳人的词汇，相同处达64.2%，基本能通话；再从风俗、节日等方面认识，也与怒江傈僳族大致相近；考察其传说，据说他们是兰坪迁徙而来的。至于“永白”人与傈僳族间存在的差异，只是迁徙中因多种因素而产生的，并不影响其族体的归属，故“永白”人并入傈僳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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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傈僳的族属是明确的，无须识别，“永白”人只是族别调查中遇到的个案，比对分析后，回归“母体”。然而，怒族是经族别调查而确认的，当中还有若干特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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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之史籍，怒人的记载始于明代钱古训《百夷传》：“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言语皆不通。”[48]到清代、民国时，相关记载则更多。[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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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受到傈僳人迁徙的压力，部分怒人从维西迁到怒江地区。接着，大量傈僳人进入怒江，该地生活的怒人被挤压到怒江峡谷的南北两地：北部聚居贡山丙中洛、迪马洛等地，自称“怒”；南部聚居碧江（今福贡县）匹河、老母登、知子罗等地，自称“怒苏”；或散居福贡鹿马登等地，自称“阿怒”。虽然，三地怒人的自称都带有“怒”，但语言不通、习俗有异，服饰及宗教信仰也不同。如贡山丙中洛等地的怒人与毗邻独龙人的语言相同，习俗相同，彼此通婚，视为一体，[50]认同感强。福贡及碧江的怒人与独龙人完全不能通话，仅语法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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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族别调查组来到怒江，在调查分析后，他们认为：“‘怒’‘俅’两族，特别是在贡山住居区连接成为一个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大体一致，虽然发展有些不平衡，但两族间的经济关系很密切，并且两族相互表示同是一家，解放后有许多‘俅’族迁回‘怒’族区域，所以‘怒’‘俅’应该是同一民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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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献中，有众多关于怒人与独龙（“毒龙”“都龙”）人的记载，历史已确认他们是两个民族。如果将他们合为一个民族，且不言群众能否认可或接受，仅就文献而言，将如何解释已被历史确认的民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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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历史因素，依据民族群众的意愿，有关部门以怒江与独龙江为界，居住在怒江峡谷三地的怒人归并怒族，聚居独龙江流域的独龙人称为独龙族。当独龙族经族别调查确认为单一民族后，根据宪法规定，要建立本民族的自治区，享受自治权利。1956年9月，云南省人委（政府）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怒江区政府请求建立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的议案，要求迅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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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怒江区人民代表再次召开会议，同意建立，但部分代表提议贡山县名称宜将独龙族置前。“现我区政府委员、协商委员联席会议再次协商讨论，结果一致认为贡山县虽怒族人口比都（独）龙族多，按法订（定）应以怒族排先，但从政治影响、对居住未定界的都（独）龙族的影响方面来考虑，仍将都龙族排先才好，故一致通过该县名称仍为都（独）龙族怒族自治县。”[52]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创建，印证了我们前述族别调查与建立民族自治区直接相连，有着因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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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怒族及独龙族经过调查得到确认，但归并怒族中的生活在兰坪兔峨乡江末、果力及泸水的“若柔”（又称“兔我”）人表示了异议，认为自身习俗、语言等与怒江各地怒族存在差异。1954年，专家们曾调查在泸水的“若柔”人，承认其服饰、习俗等与怒江怒族存在差别，但认为其语言与碧江匹河、老母登等地的怒语接近，以语言归类，仍是怒族。1958年，语言专家再做调查，认为“若柔”人的语音、语法与彝语相似，有密切关系，但对其族属未加定论。1960年，专家比较前两次结论后，认为“在进一步将‘兔我’语与巍山彝语以及怒江自治州的怒族语进行比较研究后，再考虑‘兔我’人究竟应属彝族支系或怒族支系”。[53]看来，以语言来辨析族别仍有缺陷，不过，考虑归考虑，这只是学者们的意见，他们属于怒族某支系则没什么，如果属于彝族，问题则不简单！因而，“若柔”（兔我）人今天仍属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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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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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对云南“族别调查”的认识暨论“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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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的族别调查规模最大、涉及族群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多。经过调查，“识别”了得到国家确认的6个少数民族，列作单一民族。关于这些族别调查及结果，多有研究，积极评价。我们只想说：族别调查属于当时云南省的日常民族事务，是过去工作的继续，不必拔高。[54]早在民国时，就有学者开展该省的族别认识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关地方政府继续从事该项工作，广泛调查，搜集资料，弄清情况，编纂《少数民族同族异称分类表》及众多资料汇集，认定了藏、彝、白（民家）、傣、景颇、傈僳等十余个民族。1954年、1958年及1960年开展的族别调查，是过去调查的延续，只是其规模要大些、范围要广些、学者来源更广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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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族别调查，除前引《云南省民族工作四十年》那段记载外，该书对之并无专门总结。甚至其他相关的官方书籍也少有反映。再查阅当时省委、省边工委等相关资料，难找踪迹。就连省民工委负责人孙雨亭及王连芳的文集中找不到相关的材料。[55]主持该项工作是李群杰（时任省民委副主任），其简历中也没有提及。[56]仅马曜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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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多，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分别居住于不同地区形成若干支系和语言，……1951～1953年，各地、县报到省民委的民族名称有数百种之多。经过初步归并，仍有132种（原注，多为民族支系名称。下同），除了彝（大部分）、白、傣、回、傈僳、佤、纳西、景颇（当时称“山头”）等几个较显著的民族外，对其中支系较多的民族如何辨别民族方言与民族语言而加以识别区分，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954年，国家民委派遣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率领一个民族社会调查组来昆明，协助云南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得到傅懋领导的民族语文组的大力协作，通过语言和方言的分析，区分了民族和民族支系，基本摸清了全省民族成分和语言系属等重要问题，并对68个大小族体（多是民族支系）做了识别，确定了民族归属。[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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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的回忆除印证前面所称民族语文工作促成了族别调查外，还说明所谓“识别”属于社会调查范畴，这些只是当时民族事务中的日常工作，不宜过于强调、拔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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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族别调查，弄清情况，确认某民族，在于承认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平等权利。在我国的社会生态中，最直接后果体现在建立该民族的自治区，选拔、培养及任用“自治”民族干部，实现机关“民族化”及某些优惠的政策，等等。通过1954年族别调查，云南省除确定北纬24°为民族分界线、归并了相关的民族外，有6个民族得到了国家确认；之后，大理、迪庆、红河、文山及楚雄等自治州，耿马、贡山等自治县随之建立，两者呈现因果联系。这之中以红河州尤具典型性。1954年元月，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58]哈尼族是该自治区（州）的“自治”民族。经过调查，明确该州还生活众多的彝族群众。按照区域自治的要求，该民族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和保障。于是，该州在1957年1月更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族列为该州的“自治”民族。其实，云南省因开展族别调查后而建立民族自治区并非个案，其他开展族别调查的省区事后均产生出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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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族别调查只是明确族体，辨析族属，提出建议，唯有国家才能确认，并非调查了、识别了，就能成为某民族。1956年8月，费孝通、林耀华在总结族别调查时指出：“我们进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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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一个少数民族就有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就有“单列”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利益，国家就要提供或维护、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因而族别调查是学者的事，确认则是国家行使权力，国务院公布，予以法律保障。与识别比较，确认才是关键。我们且以基诺族调查与被确认为典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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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云南开展族别调查时，调查组未触及基诺族（时称“攸乐人”[60]）。1958年11月，为编纂《彝族简史》，云南省民委曾派人到景洪县攸乐山调查攸乐人的社会及历史。次月，杜玉亭等人再到攸乐山调查，搜集资料，撰写《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山的攸乐人》及《攸乐人与彝族200个词汇对照》等文章。根据这些资料，1960年省民委派人进入攸乐山追踪调查，认识族体，分辨族属。不过，当时调查者把攸乐人划入彝族系统中，认为：“就民族特征的某些方面和民族发展前途看，我们初步考虑攸乐人可归入彝族支系，但本民族群众解放后和内地彝族在地域上隔阂，在某些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对彝族很陌生。本民族干部对族别的志愿也不一致。个别区委领导表示坚持成为单一民族，地县委、州委认为值得从长考虑，充分酝酿，再做出攸乐人族别的最后决定。”[61]后来，形势的变化，使得族别的确认工作被搁置起来，成为“遗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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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杜玉亭参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工作。当编辑组来到云南搜集资料时，杜玉亭介绍识别基诺（攸乐）人对深入认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重要价值，得到了编写组同仁的认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联络20余名学者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进入基诺山调查，初步认为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是年12月初他们书写《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1978年年初报请有关部门审查确认，1979年6月国务院公布，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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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1954年及1960年由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两次建议列为单一民族的“插满”人，1960年识别组提议考虑作为单一民族的“普标”人，因某些原因，至今未列为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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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1954年族别调查中，专家学者已确认富宁县“蔗园”人是广西迁入云南的汉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63]但在1958年，这些“蔗园”人又要求并入僮（壮）族中。当地党政部门考虑其要求，“已正式把他们归入僮（壮）族支系”，[64]成为僮（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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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诸如此类，各地还不少，难以枚举。从中反映出，调查族别、分辨族体是学者的事，确定则为国家的权力。因此，我们赞同杜玉亭的这样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