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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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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274页。另外，在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则说，“自1953年起，民族识别问题被提到民族工作的日程上来……”（第63页）。同一人主持编写的书籍，“识别”时间竟存在差别。我们只得以前书为准，按1950年开展工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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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俅人”亦记载雍正年间修《云南通志》卷24，因独龙江又称俅江而得名。独龙（毒龙、都龙）是当地民众的自称，故转为族称。参见陶云逵《俅江纪程》，《西南边疆》第12、14、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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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民族工作”指全国范围而非某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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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53年以后，我国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有17个，他们是：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仫佬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崩龙）族、京族、独龙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其中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是1964年以后确认的。除云南省新确认的7个少数民族外，按当时各族所在的省份加以区分，他们是：土家族（湖南），畲族（福建），达斡尔族、赫哲族（黑龙江），仡佬族（贵州），仫佬族、京族和毛南族（广西），门巴族、珞巴族（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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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团于1950年6月组团，7月工作，1951年3月访问结束；西北团7月组团，8月底工作，11月底结束；中南团于1951年6月下旬工作，10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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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载《费孝通全集》第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但《中国的民族识别》说“新中国建立前，贵州一省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新中国建立初期报来的民族名称也有80多个”。新中国建立前后，“民族”名称的内涵各不相同。如贵州的苗族就称为“百苗”，不仅有记载，还有许多绘画（“百苗图”），但他们只是“苗族”内不同的支系而已。故对贵州这两个时间段的“民族”称谓不同，我们混淆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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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访问团关于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提纲》，载云南省民委编《云南民族工作参考资料》第2辑，1952，第150～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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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钧儒：《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北少数民族的总结报告》；刘格平：《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李德全：《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结报告》（均载《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第2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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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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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联朱：《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载施联朱编《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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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载《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第13～14页。《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故行政院要求设立民族文字指导委员会，拟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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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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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在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在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此之前，召开协商会议、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等，推荐及明确政府领导人选，规定工作任务。这中间就包括代表的民族成分确定，否则难以推出合适的人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依据宪法的规定，取消杂居区联合政权的名称，保留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但改称并健全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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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载《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1958，第1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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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更改族名同时进行的还有修改地名、物名等，如云南平彝县改名富源县，四川巴安改称巴塘县，等等。曾有学者认为“僮”族改名“壮”族是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曾说：“关于僮族名称使用哪个汉字的问题。‘僮’字的确容易念错，依照本民族的自愿选择，改变一个好一点的汉字是可以的，这里不做结论。”参见《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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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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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央统战部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载中央统战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1958，第1390页。当时，内地散居少数民族中，以回族、满族最多。回族因某生活习俗等所致，特征突出。满族的民族特征很少表现，有人将满族误认为汉族，故有这样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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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当时散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参见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载《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第515～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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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早在1953年8月17日，邓小平在审阅刘格平关于基层选举中满族问题的请示时批报刘少奇说：“我认为下列几点是可以同意的：（一）满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民族之一。（二）凡自认为是满族的，自应确定其为少数民族；凡不愿承认为满族的，则听其自便。（三）在满族较多的地方，应有适当数目的满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及民委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东北牵涉很大，故在作法上似应采取哪里碰到这个问题就在那里解决，哪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要勉强提起”。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年）》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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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该“经验总结”全文刊载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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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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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川省档案馆藏1956年8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刘格平、谢扶民同志的报告和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总号（5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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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民族出版社编《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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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苏克勤：《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十年》，载《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册，民族出版社，1960，第122页。苏克勤当时任中央（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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