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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它们是阿昌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德昂（崩龙）族、普米（西番）族、基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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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托马斯·S·墨磊宁：《国家的眼睛：社会科学家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曹何稚译，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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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当时，云南自报260种“民族”，贵州有80种“民族”。仅这两省的自报“民族”就达340余个，接近全国自报“民族”数量的74%。为什么这两省自报“民族”如此多，这种现象值得认识。有专家回忆，这些自报“民族”是当年各地为配合民族语言的调查而上报省民委的“民族”，是地方搜集“民族语文”的汇总。参见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载《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页。当时，贵州省也开展修改及完善苗文的工作，该地自报80余种民族是否与此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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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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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笔者曾查阅西康省人口普查资料，民族成分以自报为主，该省因此出现了十余个不同的族称。在复查及正式报告中，少数群众的自报族称得到了解决，归并在某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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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央对“西南局关于西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少数民族地区选举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复》，载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内部文件），1958，第1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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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早在1954年4月8日《新华日报》就刊登《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普选活动》，说明“云南省已有39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在聚居和杂居区完成了普选”，并介绍“各地从成立普选机构到代表候选人提名，都和各民族干部及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进行酝酿、研究，充分发扬了民主协商精神，并尊重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如云南蒙自、宜良等县各民族聚居乡，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经过协商，也都选出了一定的代表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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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之”。该条文规定的含意很清楚，无须解释。1985年及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规定均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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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原拟1953年建立，因州名等存在争论。为做好协商工作，故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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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罗常培、傅懋：《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言》1954年第3期。其实，该观点是罗常培对云南少数民族族别认识的提升。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罗莘田（常培）《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7～8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31日）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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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傅懋：《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的一般情况》，《新建设》1954年第3月号。目前，在云南经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也是25个，与傅懋的认识基本相同，这难道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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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载《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第1724～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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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务院批复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载《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第1723页；《政务院开会研究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人民日报》195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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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云南民族情况参考资料），1956，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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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居住北纬24°以北的“西番”（普米）虽属藏缅语族，但操西番语，不属于彝语支。北纬24°以南的布朗（蒲曼）操孟高棉语族布朗语，不属于壮侗语族。他们均确认为该区域内的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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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当时云南新确认六个民族中，怒族、独龙族、崩龙（德昂）族、阿昌族均在东经94°以外，不受彝语支或壮傣语支规定的限制；普米（西番）族、布朗族虽在分界线内，但因其语言均不属这两个语支，故认为单一民族。当然，民族心理在族别调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龙陵木城的“香堂”人，虽生活区域在东经99°外，按“原则”来区分，不属于彝族，但根据该族群的自我要求，将其归并彝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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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编委会：《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下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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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1956年10月25日）“前言”说：“云南少数民族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约有二百六十个以上的不同称谓。1954年夏秋季，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云南省民族族别调查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族别研究工作，初步确定了二十个少数民族，……尚未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系的，尚有崩龙、攸乐、插满等八十多个单位名称，约三万余人。”再者，费孝通、林耀华于1956年8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题为《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用的是“族别”研究而非民族“识别”。不知何故，目前引用该文者的学者们，均采取“识别”而放弃“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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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载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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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据该调查组汇报，第一阶段工作，除识别了29个民族单位外，还搜集傣、藏等民族的资料，总结了傣、哈尼及佤等族的民族特征，研究了“民家”（白族）、“么些”（纳西）、“白朗”（布朗）和“卡佤”（佤）4个民族的正名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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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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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钱古训撰、江应梁校注：《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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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甚至连当时的西康也有记载。如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0年）“西康之种族”部分还专列“潞子”及“俅子”（独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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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连《西康综览》作者也认为，两族相同性甚多，他记载独龙族（俅子）：“此族之服饰、习惯，十之六七与潞子相同。所用披衫，正是夷人之‘擦耳窝’。此三族者，究竟有何种关系，须俟详加研究，方能言之。”独龙族的披衫、怒族的被衫，分别称“独龙毯”和“怒毯”，式样及大小基本一致，只是花纹的颜色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