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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云南民族情况参考资料），1956，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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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居住北纬24°以北的“西番”（普米）虽属藏缅语族，但操西番语，不属于彝语支。北纬24°以南的布朗（蒲曼）操孟高棉语族布朗语，不属于壮侗语族。他们均确认为该区域内的单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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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当时云南新确认六个民族中，怒族、独龙族、崩龙（德昂）族、阿昌族均在东经94°以外，不受彝语支或壮傣语支规定的限制；普米（西番）族、布朗族虽在分界线内，但因其语言均不属这两个语支，故认为单一民族。当然，民族心理在族别调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龙陵木城的“香堂”人，虽生活区域在东经99°外，按“原则”来区分，不属于彝族，但根据该族群的自我要求，将其归并彝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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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编委会：《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下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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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1956年10月25日）“前言”说：“云南少数民族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约有二百六十个以上的不同称谓。1954年夏秋季，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云南省民族族别调查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族别研究工作，初步确定了二十个少数民族，……尚未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系的，尚有崩龙、攸乐、插满等八十多个单位名称，约三万余人。”再者，费孝通、林耀华于1956年8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题为《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用的是“族别”研究而非民族“识别”。不知何故，目前引用该文者的学者们，均采取“识别”而放弃“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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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载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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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据该调查组汇报，第一阶段工作，除识别了29个民族单位外，还搜集傣、藏等民族的资料，总结了傣、哈尼及佤等族的民族特征，研究了“民家”（白族）、“么些”（纳西）、“白朗”（布朗）和“卡佤”（佤）4个民族的正名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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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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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钱古训撰、江应梁校注：《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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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甚至连当时的西康也有记载。如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0年）“西康之种族”部分还专列“潞子”及“俅子”（独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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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连《西康综览》作者也认为，两族相同性甚多，他记载独龙族（俅子）：“此族之服饰、习惯，十之六七与潞子相同。所用披衫，正是夷人之‘擦耳窝’。此三族者，究竟有何种关系，须俟详加研究，方能言之。”独龙族的披衫、怒族的被衫，分别称“独龙毯”和“怒毯”，式样及大小基本一致，只是花纹的颜色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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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方国瑜、周汝诚等：《“怒”族和“俅”族识别小结》，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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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南省档案馆藏1956年9月17日怒江区人民政府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电文。据统计，当时贡山县有怒族3152人，独龙族25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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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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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西南民委1954年工作任务中就没有族别调查（民族识别）的内容。参见《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年民族工作任务》（《新华日报》195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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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甚至1955年2月王连芳在向云南省人大汇报1954年民族工作时也没有提出开展过民族识别。参见《在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连芳代表的发言》，《云南日报》195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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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群杰简历》，余嘉华编《李群杰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75～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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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载《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6页。另外，马老在怀念傅懋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参见《云南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奠基人——怀念傅懋同志》（《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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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杨睿：《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云南日报》195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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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科学通报》1956年8月。其间，费、林两人将该文的第一部分抽出，取名《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发表在同月10日《人民日报》上。20余年后，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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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攸乐是地名，最早见之雍正年间修《云南通志》卷26：“攸乐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相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呼孔明山。”“攸乐”，当地民众发音是“基诺”，故转为族称。他称“三撮毛”，见（道光）《普洱府志》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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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11页。另外，该调查组在报告第三部分中，再次提出“识别组提出‘攸乐’可初步认为属于彝族支系，但就其共同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等特征研究，又和内地彝族疏远隔绝。攸乐区区委书记（原注，攸乐人，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坚持认为是单一民族。县委、州人委、地委表示应郑重考虑，较长时间酝酿，再决定族别”（第26页）。另外，当时西双版纳州委属于思茅地委管辖，故民族的确认要经过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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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基诺族的确认过程，参见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318～321页。《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亦刊登该书第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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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林耀华等：《富宁“蔗园”族识小结》，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3～55页。林耀华等专家认为“‘蔗园’是少数民族包围中汉族小团体，所以自认是一个民族单位，其心理状况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综上所述，‘蔗园’族就是汉人，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经证明是汉族后，他们也同意不自成为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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