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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更改族名同时进行的还有修改地名、物名等，如云南平彝县改名富源县，四川巴安改称巴塘县，等等。曾有学者认为“僮”族改名“壮”族是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曾说：“关于僮族名称使用哪个汉字的问题。‘僮’字的确容易念错，依照本民族的自愿选择，改变一个好一点的汉字是可以的，这里不做结论。”参见《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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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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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央统战部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载中央统战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1958，第1390页。当时，内地散居少数民族中，以回族、满族最多。回族因某生活习俗等所致，特征突出。满族的民族特征很少表现，有人将满族误认为汉族，故有这样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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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当时散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参见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载《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第515～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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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早在1953年8月17日，邓小平在审阅刘格平关于基层选举中满族问题的请示时批报刘少奇说：“我认为下列几点是可以同意的：（一）满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民族之一。（二）凡自认为是满族的，自应确定其为少数民族；凡不愿承认为满族的，则听其自便。（三）在满族较多的地方，应有适当数目的满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及民委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东北牵涉很大，故在作法上似应采取哪里碰到这个问题就在那里解决，哪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要勉强提起”。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年）》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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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该“经验总结”全文刊载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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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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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川省档案馆藏1956年8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刘格平、谢扶民同志的报告和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总号（5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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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民族出版社编《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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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苏克勤：《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十年》，载《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册，民族出版社，1960，第122页。苏克勤当时任中央（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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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它们是阿昌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德昂（崩龙）族、普米（西番）族、基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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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托马斯·S·墨磊宁：《国家的眼睛：社会科学家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曹何稚译，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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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当时，云南自报260种“民族”，贵州有80种“民族”。仅这两省的自报“民族”就达340余个，接近全国自报“民族”数量的74%。为什么这两省自报“民族”如此多，这种现象值得认识。有专家回忆，这些自报“民族”是当年各地为配合民族语言的调查而上报省民委的“民族”，是地方搜集“民族语文”的汇总。参见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载《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页。当时，贵州省也开展修改及完善苗文的工作，该地自报80余种民族是否与此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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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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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笔者曾查阅西康省人口普查资料，民族成分以自报为主，该省因此出现了十余个不同的族称。在复查及正式报告中，少数群众的自报族称得到了解决，归并在某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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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央对“西南局关于西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少数民族地区选举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复》，载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内部文件），1958，第1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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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早在1954年4月8日《新华日报》就刊登《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普选活动》，说明“云南省已有39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在聚居和杂居区完成了普选”，并介绍“各地从成立普选机构到代表候选人提名，都和各民族干部及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进行酝酿、研究，充分发扬了民主协商精神，并尊重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如云南蒙自、宜良等县各民族聚居乡，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经过协商，也都选出了一定的代表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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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之”。该条文规定的含意很清楚，无须解释。1985年及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规定均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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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原拟1953年建立，因州名等存在争论。为做好协商工作，故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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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罗常培、傅懋：《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言》1954年第3期。其实，该观点是罗常培对云南少数民族族别认识的提升。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罗莘田（常培）《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7～8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31日）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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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傅懋：《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的一般情况》，《新建设》1954年第3月号。目前，在云南经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也是25个，与傅懋的认识基本相同，这难道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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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载《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第1724～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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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务院批复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载《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3册，第1723页；《政务院开会研究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人民日报》195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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