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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英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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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博士于2011年出版《创建国族：现代中国的族群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批评郝瑞（Steven Harrell）等学者的“民族制造”论，“别开生面”地提出中国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所谓“民族分类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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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源头并不在于“苏联模式”，而是与英国的殖民地调查工作有着更密切的关联……他（指墨磊宁——引者注）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已经拨开的帝国时代“滇省种人逾百”的迷雾，将云南的非汉族群数目范围缩减到20～30。这些学者的分类理论直接取自一位英国军官亨利·戴维斯（Henry Rodoph Davies，1865-1950）。他在《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909）一书中建立起一套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ethno-taxonomy），将云南的非汉族群语言划分为三大语系：孟-高棉语系（Mon-Khmer）、掸台（Shan-Dai）和汉藏语系（Sino-Tibetan），并由此判断云南的民族数量应不超过30个。戴维斯分类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语言”而非“外观”作为分类的标准，将重心从“视觉”转向“听觉”，相较于帝国时代“种人”“边裔”的分类标准而言，显得更加客观、精准和科学。在作者看来，戴维斯的著作具有“奠基石”的性质，它不仅设定了西南民族研究的框架，也奠定了民族识别工程的基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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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墨氏作序，不无戏谑地说：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响应时代呼唤，研究少数民族。他们喜欢研究云南，那是因为西藏太冷，新疆太“穆斯林”，而云南却是人类学家的伊甸园，充满浪漫和性感。[40]安德森这种说法虽然与史实不符，但他在调侃之余却引出一段有趣的逸闻：在1911年的喜马拉雅山拉达克（Ladakh）地区，英国殖民当局让本地人自我识别，结果出现了5934种群体，有种姓，有部落，有种族，另外还有28478个支系！于是，德里当局于1921年确定了54个类别，被识别者必须从中选择一个类别。[41]同样，根据季什科夫研究，1897年俄罗斯第一次组织人口普查登记了146种语言和方言；1926年苏联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现了190种不同族称，“最后学者们把苏联所有的民族（naitons）部落（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ь）（people）做了分类赋名，并创造了各族群的层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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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把戴维斯民族分类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民族分类体系看作“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这样的表述可谓意犹未尽，它隐喻了西方模式对东方模式的取代。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听觉中心主义”者，他把视觉（图像、文字、历史等）悬置起来，从语音研究获得二元对立的普适性。他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仆从或影像”。[43]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对像似（iconicity）的批评，莱辛（Lessing）对诗歌的推崇和对绘画的贬低，[44]都表现了“听觉中心主义”。汉字是仍被广泛使用的唯一留存下来的带有象形记忆的文字，它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有“视觉中心主义”倾向。与此相应，中国古人的“民族识别”多持“视觉中心主义”立场，如《山海经》里的“羽民国”“贯匈国”“三首国”，《史记》里的“椎结”“编发”“有邑聚”，《云南志》里的“乌蛮”“白蛮”“金齿蛮”“绣面蛮”，《百苗图》里的“短裙苗”“黑脚苗”“花苗”[45]等。不过，“视觉”和“听觉”的对立显然是想象出来的，任何“听觉”意义都要依赖“视觉”手段，“视觉”意义也离不开“听觉”的辅助。这个道理在皮尔士的三性（Thirdness）理论中得到深刻阐发：指号系统是一个互动互转的连续体，一端是征象（sign），中间是对象（object），另一端是释象（interpretant）；征象是物感、物觉，对象是征象的所指，释象是解释丛。这个连续体把“视觉”（也包括“味觉”“触觉”“感觉”之类的物感和物觉）和“听觉”连接起来，把具象和抽象连接起来。“视觉”和“听觉”在社会交流中是互补关系，不是互斥关系，不存在“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在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虚言，西学在“中国化”后已变得“不中不洋”；同样，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已“礼崩乐坏”，今非昔比，不存在二元对立，只存在“致中和”，即“由二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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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云南的民族识别完全归功于戴维斯分类体系并把它描述成“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会产生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戴维斯分类体系是“为用”还是“为体”？答案是“为用”，它方便了国家的民族分类工程，属于工具，最终要服从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把国家利益置于学术优先、科学为本的理想之下。云南的普米人、摩梭人、羌人、克木人等族群的识别、不予识别或“待识别”，就是科学和学术要服从全局的例证。第二，云南的民族识别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内蒙古和西北的民族识别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孰轻孰重？也许正如安德森序言所说，“也许云南诸族不似新疆维吾尔族等在战略上举足轻重，因而也看不出民族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一言中的。通过“战略意义”不足的云南民族识别来通观全中国的民族识别，恐怕是本末倒置了。确实，墨氏书名颇有些“言过其实”的味道——其研究不出滇境，却要动用整个全中国民族识别的名义——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这或许是出版商的“市场设计”，但墨氏在导论第 3 页明确地说，他写书的目的是要透视中国56个民族的构建。[46]比较而言，老一代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的书名却朴实无华：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of China（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47]需要强调，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漏掉“五族共和”前后的历史，不能忽略游牧与农耕的长时段大规模互动，也不能忽略苏联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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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余论：民族识别研究之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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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氏的研究是“断代”和局部的研究，这也符合他的立意。他说，完全依赖地理、人口流动和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研究方法，会忽略分类的作用。他认为，忽视分类体系作用的研究者同样会忽略“区分的历史”和“类分的历史”，即兼顾“分”与“合”。但是，他为了突出戴维斯分类体系的作用不惜矫枉过正、暗度陈仓，不自觉地引入索绪尔的“听觉中心主义”，把历史看作一个个横截面的堆砌，研究了一个横截面就了解了所有其他的横截面。这种把主体性赋予以听觉为中心的语言分类体系的做法，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地理、人口和历史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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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不考虑南北互动的宏大历史，不能不考虑古代王朝的治边政策，不能不考虑苏联模式甚至德国模式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忽略墨氏所说的英国模式的影响（这是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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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more）的边疆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识别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夷夏互动”的大中国理论，克服华夏中心或者内亚中心的偏颇，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48]也就是说，不能把今日中国的形成简单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融化’或‘融合’的过程”。[49]自元以降延续至清的土司制度、清代的盟旗制度、伯克制度等，都是对于过去“民族识别”[50]思路的继承和发展，也对后来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新清史”认为清朝成功地运用了它与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对非汉地区和前明朝省份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术，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51]“五族共和”与清代的“五体清文鉴”存在隐喻关系，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变通，[52]如对内蒙古原有盟旗区划的保留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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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张治中治疆实行亲苏政策，以确保和平解决新疆问题。[53]此外还有“日本模式”“德国模式”，都对中国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日本早于中国“开放”，用汉字翻译了大量现代西方概念，其中“民族”“民族国家”“国民国家”“自由”“民主”等尤为突出；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发动“排满”革命，得到日本华侨的普遍支持；他先是对少数民族采取拒斥态度，后来转向支持战略性的“五族共和”国体。1906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凡3年；1911年游学德法，凡4年。[54]他回国后推行民族学教学，介绍进化和播化的理论，他在《说民族学》中提到德国播化学派人物拉采尔（F.Ratzel）和施密特（W.Schmidt）。[55]傅斯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深受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影响，强调语言就是思想，民族的语言反映各民族的精神。“他拟议的历史语言所分组，却规划为历史与语言两个部分。历史部分是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族与比较艺术五组，语言是汉语、西南夷、中央亚细亚语与语言学四组。”[56]虽然傅斯年反对“民族识别”，但他对中国语系的三分，是放眼中国而非西南一隅的“大手笔”。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模式”。在中国民族识别实践中，政治考量格外突出，学术要服从于政治大局。如张治中对新疆民族关系的正确判断：历史上的新疆变乱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民族问题，民族斗争是表面现象。[57]毛泽东也明确地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58]民族识别就是这样一个让少数民族名正言顺地加入这个“大家庭”的过程，它远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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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包括民族学家在内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无论学者个人还是政府，主要目的不是进行学术建设，而在于稳定政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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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任何人或团体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就要“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60]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满足了新中国建国定族的需要，另一方面照顾了绝大多数弱势族群的利益，总体上符合公平正义的政治原则，是多方政治协商、共生互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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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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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日碧力戈（1957～ ），蒙古族，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著有《语言人类学》《姓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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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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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rles Taylor，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 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1-218.如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指出，在132个现代国家中，只有12个（9.1%）可称为单一族群国家，有25个现代国家（18.9%）主体族群超过90%，另有25个现代国家的主体族群占总人口75%～89%，而在31个现代国家（23.5%）中主体族群占总人口的50%～74%，39个现代国家（29.5%）中的主体族群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参见Walker Connor.Ethnonationalism：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0，p.96.不过，至2011年7月，联合国已经拥有193个成员国。民族-族群的数量应当在2000～5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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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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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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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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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转引自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社科纵横》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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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边政公论》194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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