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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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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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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以后才成为民族，而在这以前他们不是民族”；“挪威人在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不是民族，他们只是在中央拉达和斯柯罗帕茨基统领统治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5]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可以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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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历史也印证了这样的论点。孙中山开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辛亥革命，是“一族立国”的“种族革命”；后来他出于战略考虑提出“五族共和”，是“多元一体”的。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以不予承认和强制同化为主的。蒋介石公开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把汉族称为“国族”，把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说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6]国民党统治下的广西成立了所谓“改良风俗委员会”，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服；在蒙古地区，国民党政府以设立行省为名，对少数民族进行地域分割和政治分割。[7]民族学家卫惠林指出：“边疆民族问题之存在，乃事实而非观念，故我不信，制造一种民族统一观念，可以改变事实，讳疾忌医其危险性固大，玩弄玄虚，更是造成不可拾的局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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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苏联的民族模式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探索、创新到成熟的过程。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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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抗战时期，中共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0]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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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承认政策，也为他们制定和贯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优惠措施，但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党的领导人还不能深入广泛地研究和认识少数民族，只能局限于“满蒙回藏”和“苗瑶”“彝”“番”等笼统的民族泛称之上。这和明清以来民族名称庞杂多变有关，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包括“撒拉回”“缠回”“汉回”等，南方的“苗”包括“花苗”“白苗”“青苗”“黑苗”“东苗”“西苗”“仲家苗”“倮倮苗”“仡佬苗”“瑶苗”“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等，“计有八十二种”。[12]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13]要求得到承认。另一方面，要落实民族政策，就要弄清有多少民族；在各级权力机关体现民族平等，就要涉及具体民族出多少代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也需要弄清自治民族是哪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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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学和施联珠认为：“民族识别，就是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共同体就其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历史来源等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确定其族属和名称。”[15]他们指出，中国的民族几乎都不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同时，这四个特征互相依赖、联系、制约；此外，要注意分析研究历史，还要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16]总结起来，“民族识别既是一项政治工作，又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17]总而言之，根据黄光学和施联珠的观点，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有二：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除了民族特性和民族意愿以外，还要加上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依据。[18]此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布局要服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19]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民族问题在总体上要压倒阶级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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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过去，尤其从西学再次东渐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存在不同观点，其中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和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之间的争鸣有代表性。李绍明不同意郝瑞的三个论点：①彝族的识别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因为各支系之间缺乏共同点，无法用斯大林的四条标准加以界定；②对于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所做的描述；③“族群”和“民族”是不可比的两个概念。[21]郝瑞接受李绍明的部分意见，同意彝、苗、瑶、哈尼等群体有相同的族源，但他坚持认为民族识别既考虑了科学依据，也考虑了行政方便，因而有某种政治意义。郝瑞不同意李绍明的后两点——对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的描述和关于“族群”和“民族”不可比的说法——的批评。首先，李绍明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民族意识的存在；其次，西欧和北美的“族群”与中国和苏联的“民族”比照，既涉及语境问题，也涉及翻译问题。清代官方称为“玀玀”的那些人，大多不知道自己是“玀玀”，而客观标准不一定和主观范畴相吻合。此外，郝瑞认为，对应于“族群”的英语ethnic group 包含“地方语境”“百姓用语”“主体性”“流动性”等要素，但在中国语境下可将“族群”用于地方语境。[22]郝李之争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它涉及“承认政治”“国家认同”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跳出西南民族识别之争，纵观南北互动的“大中国”民族格局，考虑历史和地缘政治，就不能不承认“民族”的客观存在，只是指称会有变化和变通。例如，我们很难想象蒙古族是被凭空构建出来的，也很难想象藏族是被任意识别出来的：他们都是有长期历史的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国的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民族关系各有特色，不能笼统概括。西南的民族识别特点突出，不同于其他地区，从260个族称到26个族称的识别过程，本身充满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西南特色而忘记大中国视野，忘记长时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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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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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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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族识别曾参照“苏联模式”，首先涉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其次涉及苏联的民族经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3]他强调：“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24]此外，他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25]苏联对所有的民族（naitons）和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ь）根据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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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求得到“他们自己”邦国地位的人数比布尔什维克原来想象的多得多，一项“社会主义联邦制”的新发明诞生了——这是一种像俄罗斯木制套娃（matrushka，матрёшка）那样的族裔民族单位分层制。为了使这种策划后来合法，专门形成了关于族裔共同体不同类型发展层次的一套理论。较大（其成员在10万人以上）且较为现代的各群体被划归为“民族”（nation）；较小的划归为“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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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苏联即将终结的时候，它包括53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体：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这些主体代表着128个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从数百人到几百万、几千万人不等，有些分布密集，有些则很分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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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学界在苏联民族模式影响下，以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比照本土实际展开讨论，最初的焦点是汉民族形成问题，逯耀东根据翦伯赞的说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红花”之一。[27]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族自秦汉起已经成为民族。[28]苏联学者叶菲莫夫于1952年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做题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报告，认为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范畴，因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中国属于部族，不属于民族。[29]逯耀东认为，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或“民族”是对全世界民族起源和形成的泛论，而中国特殊的历史很难完全吻合某个普遍原则或普遍理论；这场讨论所依据的理论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著作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著作，而讨论者不能直接引用原文，只能依靠汉文翻译，不能顾及译文是否准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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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中国的汉民族如果不是民族，而是如斯大林所说的部族的话，这是中国人，或者说汉族所不能接受的，因为部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31]李绍明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不会愿意当落后的“部族”“部落”或“氏族”，他们也要当“民族”；同时，把各族都叫“民族”也有利于体现“民族平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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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根据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涉及“民族”的希腊文、德文、俄文、英文和汉文的译名，对“民族”概念及其翻译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33]他把“民族”分为“民族1”“民族2”“民族3”“民族4”，认为民族1一词含义最广，和古代希腊语ethnos同义，俄语этнография一词由希腊语этнос和графия两字合成，意为“关于各民族的描述”，其中этнос等于德语Volk和VÖlker；苏联民族学家除了用этнос一词，也使用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人们共同体），相当于民族1。马克思和恩格斯用VÖlker表示以农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人们共同体，也表示“分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列宁和斯大林用народность表示广义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34]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使用了“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35]林耀华指出，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民族2Nation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与国家伴生，即“民族2Nation一词只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后的人们共同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语中存在两种“文明民族”，一是Zivilisierten Nationen，它与“新工业部门”一道出现，是现代民族；一是KulturvÖlker，指古代民族，“文明”Kultur一词是和“蒙昧、野蛮两词对称的，蒙昧、野蛮两期属原始社会，文明期即进入阶级社会”。也就是说，民族2Nation指两种“文明民族”，一是古代地域性共同体，一是现代统一性共同体。列宁认为，17世纪以前的“莫斯科皇朝时代”，地缘联系取代了氏族联系，“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国家分成各个“领地”，一部分是公国，有时还保存自己的军队和税关。[36]如果说民族2Nation有双重含义，那么，民族3，Nation就明确指向“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民族（наци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37]前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为民族3нация下了“四要素”定义。林耀华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中还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语汇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4）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来自народ，它强调人们共同体互相区分的总体特点和习俗，与德语的Völkerschaft同义，指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中所说的从原始部落（Haupstämme）“分裂发展出来的人们共同体”。[38]他们用народность即Völkerschaft指“较落后的民族，或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或是非俄罗斯民族等等”。德语Nationalität和俄语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主要指民族性或民族特性，也指国籍或民族成分；它们的意义与民族2相同，指“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所有各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包括古代民族，也包括现代民族，如苏联当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同时包括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从林耀华详尽的语义考证看，中国当时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即民族2有充分根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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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先生对“民族”一词不同意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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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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