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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茆永福编著《张治中治疆思想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1，第104～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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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何联奎：《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代序）》，《蔡元培民族学论著》，（台湾）中华书局，1962，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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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何联奎：《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代序）》，《蔡元培民族学论著》，（台湾）中华书局，1962，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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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许倬云：《傅孟真先生的史学观念及其渊源》，载《许倬云自选集：神祇与祖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349～362页，第256～357页。胡鸿保教授提醒作者注意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对傅斯年思想的影响，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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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茆永福编著《张治中治疆思想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1，第104～110页，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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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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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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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译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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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承认与认同：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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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光 朱映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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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与认同是在个体或群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对建构者而言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产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客体或他者的认知及承认与主体或自我的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主体的身份建构。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到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蔑视的图像。这样是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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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重庆）、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在他者（包括国内政界、学界、普通人，以及外国人）的承认过程中，就经历了被歧视、忽视、扭曲、部分正视、有意拔高等多种境遇；而其自我认同也与他者的承认相呼应，不断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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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他者的承认及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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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存在。对于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有学者称其“指的是在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3]民国时期，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就曾被他者笼统地划归在“苗”“夷”“蛮”“番”“边民”“边胞”等称谓下，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除在参与共和国家建设的“五族”之外；或者被归类到汉族的宗支当中。而且，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西南少数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近代国民国家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亦步亦趋，同时展开的。这种类型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往往是经历了来自国家权力、主流社会以及近代科学等‘他者’规定的过程，而不是迄今我们所强调的‘共同的文化’等要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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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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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认知即来自国家权力的认知与承认，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事关其国民身份的取得，以及政治、经济权利的分享等。然而，民国初期，西南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处于缺失的状态。“民初实行共和，初行民权，而边疆民意代表仅为蒙族藏族，对于回族与其他西南各民族，照料欠周，实失共和本质。”[5]即使“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权初步确立中央领导和对各区域的管治后，开始构思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来合理化自己的权力。在1937年初公布的‘国民大会’草议章程中，除全国各地的选举名额外，还有240席提供给包括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名额，但没有包括在西南地区的所有非汉族少数民族。在这个建构中的国家体制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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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传教士柏格理（Smuel Pollard）曾致电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询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以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伍廷芳的回答是：“五色旗不过代表中华五大区多数民族之标志，苗族居住于多数民族汉族之中，即隶属于汉族部分。”[7]伍廷芳虽然没有否认苗、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但否认了其与五大民族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身份，把西南少数民族看作汉族的一部分而存在。此种观点后来成为了民国政府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主导思想。其与孙中山的国族思想相衔接，更与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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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南地区国防及边界问题的突出，加之抗战的爆发，西南作为大后方的重要性，使得政界逐渐开始正视西南地区存在的众多少数民族，并且通过组织一系列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了更多、更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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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首先在民族称谓上为西南少数民族正名。1940年1月18日，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开会商讨制定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对西南地区66个原来以虫兽鸟偏旁命名的少数民族名称进行了改正。以此为依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0年9月18日颁布渝文字第855号训令，专门就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名称作了规定。该训令对于边疆同胞，强调了应以地域之分称为某地人；除学术研究之外，禁止沿用歧视性称谓，希望以此泯除民族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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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又向各机关、团体组织，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批示。强调：“1.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2.我国有史以来，各宗族间时或发生战争，而此各宗族胥为同一之种族，其疆域亦胥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以内。……3.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名称……4.研究古史，应寻绎民族融和（合）与国家统一之渊源，多所阐扬。而于足以动摇国人对我民族同源之祖先之信仰者，如黄帝升仙之说、尧舜乌有之论，悉宜矫正，勿任流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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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政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调了以地域之别代替民族之别，减少民族称谓的使用，以边民、边胞而代之；其二，强调同为国族一员的身份平等，停止民族歧视；其三，强调各民族同源同种，只有宗支之别；其四，强调民族同化的融合。基于这些认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权益，政界人士认为：“当然，我们应该尽量优待边疆同胞，但优待不应当作特殊化来看，特殊化只不过是一种羁縻的手段，与中央爱护边疆同胞的意旨是相违背的，所以大家如有逾分的要求，乃至内地人不加详察一味帮助大家做逾分的要求，这都是没有益处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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