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6970
1702256971
（四）外国人的认知及其对西南少数民族身份建构的影响
1702256972
1702256973
正如澳大利亚人费子智（C.P.Fitzgerald）20世纪30年代末在大理调查后所说：“如果只注意到汉文化而忽略了海外对民家（白族——编者注）的影响的话，那么这幅关于民家社会的画面算不上完整。”[27]同样，对于民国时期西南的其他民族的身份建构，如果不考虑国外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702256974
1702256975
1.侵略势力的认知及其影响
1702256976
1702256977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达赖集团领导的藏军在西藏、西康发动“驱汉”事件，并企图在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把藏族置于中国近代国族建构之外，从而长期影响了藏民的身份建构。
1702256978
1702256979
在中缅边界的勘定过程中，由于受英帝国的唆使、鼓动和威逼，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也有举家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居住、自外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内的现象。
1702256980
1702256981
另外，在西方学者言论的影响下，“1940年4月，暹罗改国号为泰国，日本利用泰国以大泰族主义相号召，图谋分化、吸收我西南地区的傣族。他们派人进入云南，到傣族聚居区秘密活动，诱惑傣族外附”。[28]
1702256982
1702256983
可以看出，国外的侵略势力，充分利用中国从传统王朝的朝贡体系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南边疆少数民尚未转型和充分发展民族国家意识的时机，来阻碍中国的国族建构进程。
1702256984
1702256985
2.传教士的认知及其影响
1702256986
1702256987
传教士在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接触中，基于传教的目的，有的参与到西南少数民族国族化的进程中来；而有的则发掘了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而言的许多优点；更有甚者，寻找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在种族上与希伯来人或西方民族的渊源关系。这些都多少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
1702256988
1702256989
清末民初在川滇黔边界地区传教的柏格理（Smuel Pollard）就曾主动参与到苗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建构中来，在他编写的苗文识字课本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苗族是什么？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苗族是从哪里来的？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29]他还致电民国外交部长，为苗族争取在国家中的地位。美国传教士兼考古人类学家葛维汉（D.C.Graham）通过研究否认了羌族为希伯来人后裔的观点；对于苗族，他认为通过政府代理人和传教士的帮助，“他们能成为一个文明的种族，将成为中国有益的一部分如同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大英帝国有益的一部分一样”。[30]他的研究为研究对象构建自己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开辟了路径并提供了依据。
1702256990
1702256991
在对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事业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教会的调查人员发现了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的许多优点，如少数民族比较汉人容易接受福音，他们不那么骄傲，不那么沉默，也不那么默然无动于衷；他们的妇女和少女同西方的妇女和少女一样自由大方；少数民族几乎人人都能歌善唱，他们没有汉人的那种仇外思想；等等。[31]
1702256992
1702256993
无疑，这些赞扬性的认知，得到了饱受汉族歧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欢迎和共鸣，成为基督教在民国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在此过程中，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建构了自己的基督教信徒身份，弱化了民族和民国身份。
1702256994
1702256995
一些传教士不仅在生活习尚、精神风貌等方面发掘西南少数民族的优点，而且努力找寻到了西南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的种族证据。1915年开始在羌族地区传教的牧师托伦士（T.Torrance）与羌族接触后，认为“羌族和希伯来人在体质上有相似性，并发现在社会和宗教习俗上也有相似之处”。[32]因此，托伦士认为川西羌族是一神论者，是犹太人的后裔。受其影响，当地木山寨羌民苟聘三写了一本《致羌民关于还原的起源的一封公开信》的小册，宣扬羌族是希伯来人的子孙的观点，在当地羌族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他们对后来的调查者称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在川黔滇边界地区传教的王树德看到彝族诺苏人在语言文字、体格、性格方面与汉族和苗族存在差异，以及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而怀疑诺苏人是印欧语族的部落。在滇西拉祜族地区，“传教师称洋人与裸黑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开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若不忘祖宗，则不能信汉教，应从西方教，西方人要信上帝，不信鬼，不祀祖，今尚有裸黑住西方者”。[33]上述言论在有效发展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同时，对拉祜族地区的国族建构构成了阻碍，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担忧。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西南地区传教的教牧人员把耶稣移植到少数民族的地方信仰当中，替代孔明、大梵天等，实现本土化，让少数民族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上帝的选民，从而让少数民族凸显自己宗教身份的同时，脱离了主流社会孜孜以求的国族建构进程。
1702256996
1702256997
3.考察、研究人员的认知
1702256998
1702256999
清末民国以来，外国人在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不断有成果发表。择其要者而言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对纳西族的研究、顾彼得（pote Gullart）对凉山彝族和丽江地区的考察、费子智对大理白族的研究等。
1702257000
1702257001
被誉为纳西学之父的约瑟夫·洛克，在丽江生活的十多年间，逐渐成为滇西北非官方的巨头，[34]不仅影响了外国人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如任乃强、杨成志等较早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都在其研究中提到了洛克的经历。俄国人顾彼得作为中国道教皈依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和工作的同时，发表著作介绍与他接触和交往的少数民族。对于凉山彝族，他纠正了常人的偏见：“彝族的统治者，也即黑彝阶层，他们被外人描述成无知、残暴、不讲人道的野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数百年来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山里与世隔绝，但他们的头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迟钝和一无所知，而是渐渐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样便产生了一大群彝族的男女精英。”[35]此外，在丽江生活期间，他对于纳西族、藏族、白族、普米族，他从体貌、性格特点、生活习尚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向世人展现了此地充满生活气息的多民族生活画卷。澳大利亚人费子智1936～1938年在大理调查，后来出版《五华楼》一书，此为欧洲学者第一次实地对中国西南的民家群体进行的研究。为西方人了解大理、了解白族提供了比较客观和丰富的材料。
1702257002
1702257003
总体而言，国外的考察和旅行人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虽然多怀着学术和文化交流的目的，但深深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西南民族，从而与外国人一起共同建构了关于西南民族的现代知识体系。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促使他们努力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1702257004
1702257005
1702257006
1702257007
1702257009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自我的认同
1702257010
1702257011
民国时期，在民间，西南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更多的是以有限的地域（山沟、村寨）、小群体（氏族、家支）为指向的，很少能上升到现代民族的范畴。如“清至民国，在四万万汉人看来，北京是中心，汉满统治阶级是全国政治的核心，但是在凉山彝族人看来，汉族是奴隶的同义词，是最下层、最受人歧视的人群含义，北京只是一个符号，家支才是实质”。[36]而一些土司则攀附汉人祖先而不认同属其所属并管辖的群体。如川西藏族土司索习之面对外来调查者时，“他的谈话每每有‘他们土民’、‘我们索家’的话头，其意思是不承认索家是土民的同种”。[37]总体而言，正如吴泽霖所认识到的，少数民族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比自己小集体的高一层次的大集体的隶属感。他们所认同的“我群”即“自己人”，无非只限于小小地域内的，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相同且互相通婚的群体。对于更高层次的“祖国”或“中华民族”等概念的认识就更模糊了，甚至对自己的民族历史也是模糊不清。[38]
1702257012
1702257013
（一）身份建构的汉文书写
1702257014
1702257015
然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一些从西南非汉族群体中走出去、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精英分子，在走出去又走回来的角色转化过程中，意识到自身所属群体在主流社会要么不为人所知，要么存在诸多误解。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在中华民族的框架内来建构自己所属群体的民族身份的同时，努力使其达到与五大民族相同的地位，并在此过程中启蒙其所属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国族意识。
1702257016
1702257017
1933年，卒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的彝族青年曲木藏尧出版《西南夷族考察记》，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进行了介绍。他认为：“我人所称南诏蛮夷，猡猡诸类之名称，并非另一种西人东来之蛮野民族。实被我汉族先祖，驱逐至穷荒僻壤的一同色人种。”[39]他强调了彝汉同种的观点，并且对“猡猡”“夷人”等本民族的称谓，向世人进行解释，希望澄清外人的混淆与误解，从而消解由此而带来的歧视。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归来的凉山彝族土司的岭光电在其著作《倮情论述》中，依据本民族的习惯，把川康彝区划分为五个地区和五种人，即以洛地（人）、式杂地（人）、素底地（人）、素洛（人）、海地（人），并且还对五种人的特点以及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做了分析。[40]他的区分与主流话语的黑夷、白夷的划分相比较，内容显得更为丰富和具体，注意到了其民族内部的地域、文化等差异；针对汉人说彝人落后的观点，岭光电认为是因为彝人没有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希望汉人能先觉而觉后觉。同时，他为了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彝区提倡学校教育。[41]他在文化、卫生、习俗等方面做了诸多改革，以此希望把本民族塑造为国家的优秀分子。
1702257018
1702257019
出生于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杨汉先，作为苗族“阿卯”（A Hmao）群体的一员，在华西协和大学接受教育以后，撰写了《大花苗名称的来源》《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苗族述略》《黔西苗族调查报告》等论著，着重对苗族与划入“苗”之中但不是苗族的群体以及“苗”与“夷”进行了区分，并依据体格、性格、语言、风习、装饰等标准，对他者的苗族分类进行了修正。可以说，他应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建构一个从主位出发来划分的苗族分类体系，也就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
上一页 ]
[ :1.702256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