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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求学归来的方国瑜作为滇西北纳西族（麽些）的一员，撰写《麽些民族考》一文时引用任乃强的观点认为：“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为最优秀之民族也。”同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他还认为：“考之古代记载，麽些文化并未高于其他诸族，其智慧亦未高于诸族，则后来相差如是者，盖缘汉民族与麽些混血者多，而与其他诸族混血者少，积久而至于此也。”[42]他强调了麽些民族与汉族的亲密关系，以此来确认麽些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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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份建构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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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为了让自己所属群体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争取到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不仅主动认同中华民族、参与到主流社会倡导的国族建构中来，而且展开了诸如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和请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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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认同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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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军的入侵和英缅政府欲把佤族聚居地划出中国的企图，以班洪王为首的佤族各部落首领自发组成“佧佤十七王民族自决会”，并派代表至昆明向云南省主席龙云求援；同时发布《致中英勘界委员会主席尹斯兰先生的公开信》称：“佧民为组成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兼汉颁之印信可资凭证，风俗习惯皆大同小异。同是一体，不欲分割。又以守土有责，岂甘无故放弃！故予等始终上下一心，团结一志，效忠于我阿祖阿公，不使英人越界一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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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苗族大学生朱焕章在当地编写《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其中的第一册第十二课的《爱国歌》唱道：“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山河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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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二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也称：“自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散布极广。而奉信回教的人士，除极少数是由中亚细亚一带东来者外，其余大多数是中华国民服膺回教的，所以回教之血统，是纯粹的中华民族，仅仅宗教信仰上不同而已！现在一般人将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士，硬分为汉族、回族，而加以畛域的观念。其见解不独歪曲历史，肤浅得可笑；而其用心之辣毒，亦不难想象。名不正则言不顺，人数达数千万，分布二十余省的回民，应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华国民’，而不是自外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此点首先提出请各教胞认识之一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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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获得承认并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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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西康藏族人士格桑泽仁为首的蒙藏新疆全体代表联名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要求国民党中央确实承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并对其进行适当扶持，为此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一）请大会郑重决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无论参政中央，地方自治，除依照区域人口标准外，应兼顾民族地位，予中华民族各单位应得之权利。并请明确载于本届全会宣言内，昭告全国。（二）根据主义政纲，研议规定一具体‘边政纲领’。并将其要点列入宪章中，以资今后依据施行。（三）请大会决议，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疆民族委员会，以为国家主持指导边政之最高机构。”[46]对此办法，提案还附了9项补充意见，格桑泽仁在大会召开商讨议案时，还对其做了口头说明。这项提案对中央政府以地域为依据确认个体和群体身份的主导思想提出了补充，强调了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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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政府要求得到平等对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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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15日，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支部，就四川安县王维新等指回为“”一事致函民国政府文官处，请求惩办查禁：“敬启者主席交下贵部电陈，前清无知官吏谬将回教回字加以‘犭’旁，民国十年经请云南当局通令禁止沿用在案。今四川王维新等于禁止屠宰呈内指回为，特恳令饬惩办，并通令各省一律禁用，以昭平等一案，奉谕交行政院查禁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函达查照。此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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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两名由贵州西部和云南地区的三十多个土司、土目选出来的代表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改变对该地区的政策。这两名请愿者自称代表被概括在“苗夷民族”这个类别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所有土著居民，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土著族群应有名额选派代表参加草议中的“国民大会”、建立中央和地方的专职机构来处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以及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经费。[48]至1946年，国民政府计划实行宪政，召开国民大会立宪会议。然而在大会代表的分配上，凉山彝族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为此，西昌的彝族青年傅正达、池永光、刘世昌等人发起组织“彝族青年联谊会”，1947年6月26日联谊会正式成立后，组成了由岭光电、吉绍虞美、葛世槐、傅佩营四个土司，傅正达、池永光、罗正洪三个青年，共七人的“川康彝族请愿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49]要求国民党中央承认彝族是一个民族，能够平等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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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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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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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政界在国族建构理想的驱使下，一方面承认西南少数民族作为国族（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存在；另一方面则认为，各个民族既然同为国族的一分子，那么西南少数民族的具体民族称谓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应以地域之别，称其为边民、边胞即可。因而，政界虽有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称谓的举措，但同时也否认了其作为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而存在的事实。与政界相呼应，学界的一部分人士通过追溯历史、关照现实，强调了统一的国族建构的重要性，阐述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种同源的观点，进而否认在国族之外区分具体民族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界人士意识到了西南民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认为在国族建构的同时，不能否认西南少数民族具体存在的事实。然而，在民间，普通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还没有受现代民族学知识的影响，因而还停留在“蛮”汉之分、“苗”汉之异、“夷”汉之别的状态，这是政、学两界国族建构实践的真正阻碍。对此，学界人士其实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和建议，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很好采纳和实施，因此，民国时期的国族建构在民间并未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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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者的外国人或外国势力，对于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是多样化的。因此，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的影响也是多样态的。但在边疆危机严重、日本入侵、国内社会动荡等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外国人的考察、著述和言论，在政学两界看来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对国人而言是不光荣之事。故而，从外国人手中夺回话语权，无疑是努力从事国族建构的国人的共同期望。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外国人总体上对其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只是在此过程中，有的外国人的言论在强化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同时，却弱化了其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意识；有的则在强调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的同时，试图协助其争取在中华民族和国家中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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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他者而言，作为主体的西南少数民族，有很少的一部分在外国侵略势力言论的影响下，有脱离中国、自外于国族建构之外的倾向。同时，西南少数民族的精英人士大部分在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到国族的建构进程中来，希望以此取得国内的他者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承认，进而谋得在国族中的平等地位。当然，这些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并不认为本民族的存在会使国族建构陷入困难，因而在主动认同中华民族的同时，积极建构自己的具体民族身份。然而，作为少数民族的普通人，却并没有清晰的民族意识，更多的是较小空间和较小群体的认同意识，只是在他者和本民族精英人士的合力推动下，才被动地卷入超越本土时空的民族身份建构中来。这就注定了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和未完成性，也使得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未能顺利地与当时的国族建构重合在一起，从而完成西南民族与国家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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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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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光（1955～ ），云南大学教授，著有《云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中国南方民族史》等。朱映占（1977～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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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查理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韩少功、蒋子丹编《是明灯还是幻象》，云人民出版社，2003，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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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志强：《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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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志强：《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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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国治：《边疆行政制度之研究》，中国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政治研究所，1970，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