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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01 [59]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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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03 [60]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译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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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08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8]
1702256909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承认与认同: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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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11 王文光 朱映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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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13 承认与认同是在个体或群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对建构者而言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产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客体或他者的认知及承认与主体或自我的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主体的身份建构。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到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蔑视的图像。这样是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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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15 民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重庆)、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在他者(包括国内政界、学界、普通人,以及外国人)的承认过程中,就经历了被歧视、忽视、扭曲、部分正视、有意拔高等多种境遇;而其自我认同也与他者的承认相呼应,不断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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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20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9]
1702256921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他者的承认及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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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23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存在。对于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有学者称其“指的是在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3]民国时期,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就曾被他者笼统地划归在“苗”“夷”“蛮”“番”“边民”“边胞”等称谓下,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除在参与共和国家建设的“五族”之外;或者被归类到汉族的宗支当中。而且,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西南少数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近代国民国家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亦步亦趋,同时展开的。这种类型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往往是经历了来自国家权力、主流社会以及近代科学等‘他者’规定的过程,而不是迄今我们所强调的‘共同的文化’等要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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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25 (一)政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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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27 政界认知即来自国家权力的认知与承认,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事关其国民身份的取得,以及政治、经济权利的分享等。然而,民国初期,西南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处于缺失的状态。“民初实行共和,初行民权,而边疆民意代表仅为蒙族藏族,对于回族与其他西南各民族,照料欠周,实失共和本质。”[5]即使“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权初步确立中央领导和对各区域的管治后,开始构思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来合理化自己的权力。在1937年初公布的‘国民大会’草议章程中,除全国各地的选举名额外,还有240席提供给包括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名额,但没有包括在西南地区的所有非汉族少数民族。在这个建构中的国家体制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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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29 民国初期,传教士柏格理(Smuel Pollard)曾致电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询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以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伍廷芳的回答是:“五色旗不过代表中华五大区多数民族之标志,苗族居住于多数民族汉族之中,即隶属于汉族部分。”[7]伍廷芳虽然没有否认苗、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但否认了其与五大民族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身份,把西南少数民族看作汉族的一部分而存在。此种观点后来成为了民国政府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主导思想。其与孙中山的国族思想相衔接,更与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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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31 当然,西南地区国防及边界问题的突出,加之抗战的爆发,西南作为大后方的重要性,使得政界逐渐开始正视西南地区存在的众多少数民族,并且通过组织一系列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了更多、更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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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33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首先在民族称谓上为西南少数民族正名。1940年1月18日,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开会商讨制定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对西南地区66个原来以虫兽鸟偏旁命名的少数民族名称进行了改正。以此为依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0年9月18日颁布渝文字第855号训令,专门就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名称作了规定。该训令对于边疆同胞,强调了应以地域之分称为某地人;除学术研究之外,禁止沿用歧视性称谓,希望以此泯除民族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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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35 1943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又向各机关、团体组织,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批示。强调:“1.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2.我国有史以来,各宗族间时或发生战争,而此各宗族胥为同一之种族,其疆域亦胥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以内。……3.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名称……4.研究古史,应寻绎民族融和(合)与国家统一之渊源,多所阐扬。而于足以动摇国人对我民族同源之祖先之信仰者,如黄帝升仙之说、尧舜乌有之论,悉宜矫正,勿任流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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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37 可以看出政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调了以地域之别代替民族之别,减少民族称谓的使用,以边民、边胞而代之;其二,强调同为国族一员的身份平等,停止民族歧视;其三,强调各民族同源同种,只有宗支之别;其四,强调民族同化的融合。基于这些认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权益,政界人士认为:“当然,我们应该尽量优待边疆同胞,但优待不应当作特殊化来看,特殊化只不过是一种羁縻的手段,与中央爱护边疆同胞的意旨是相违背的,所以大家如有逾分的要求,乃至内地人不加详察一味帮助大家做逾分的要求,这都是没有益处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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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39 在少数民族身份的承认问题上,西南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主张采用苗民、边民、边胞等统称之。并且强调了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民族之分实为宗支之分、一国之内的地域之分;同时忽视文化方面的差异或力求采取同化手段消除文化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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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41 当时的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就指出:“我中华民族,号称五族共和,盖举其大者而言。实则系由数百种宗族,藉文化之力,融合而成。此数百种宗族,虽其政治信仰,已完全一致。但在语言文字、宗教意识、生活习惯上,则仍稍有不同。主持民政者,岂可不分别认识其个别性能,以供施教与器使之参考乎?本省住民宗族,向极复杂,但可大别为二:一为操汉语之汉人,一为操土语之边民。”[11]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辑《贵州省苗民概况》一书,则把本省少数民族统称为“苗民”,并称:“夫苗民,苗蛮,苗夷,土著,种种字样,虽称谓不同,实无所轩轾,要皆同居中华领域,同属中华国民,自视同一体。”在西康执掌省政的刘文辉虽然看到了辖区内有十余种民族,但是他认为中央改称众多少数民族为“边民”,是为了增进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和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因而他认为这是值得肯定和贯彻的。而且,在他看来边民具有文化落后、忍苦耐劳、勇敢善战等特点。因此,为了治理好边民,让边民享同为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就必须在认同仁的哲学(对边民一视同仁)前提下,采取“德化”“同化”“进化”等政策来建设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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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43 民国政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承认,虽然在形式上,从国族建设、同为国民的角度给予其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也看到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历史上交流与融合的事实,并且在民族名称上还禁止了歧视称谓的流行和使用,但是政界却忽视了西南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社会文化、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更没有考虑到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的认同意识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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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45 (二)知识阶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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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47 早在1911年和1914年丁文江到云南、贵州和四川旅行时,就对旅途中所见的少数民族的体质、文化等内容进行了记录。此为民国知识分子关注西南少数民族较早的例子。遗憾的是这些游记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陆续发表。此后直到1928年杨成志到西南地区开展调查为止,除西南本土很少量的知识分子在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之外,西南少数民族并未真正进入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很少受到关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在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上,素来一般人所注意的,大体只是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对于散布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底复杂的少数民族,则极少重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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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6949 学界对于西南民族的深入了解是在边疆危机加剧,特别是抗战的危急关头,知识分子大量进入西南以后的事。总体而言,民国知识分子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两种途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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