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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曾任贵州大学首任校长的张廷休撰写了《再论夷汉同源》一文，认为夷汉在语言上和神话与传说方面是同源的，在体质上也是相同的，并且有史以来不断混合，因此他说：“近来很多人研究西南的苗夷问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有不免陷于根本错误之处，就是将苗夷认为是汉族以外的民族。本文的目的，就是纠正一个错误，并且说明夷汉是一家，根本是同源的民族。”[13]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追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应该慎用“民族”一词，并指出中国之内没有民族差异，只有地域和文教之不同。这在知识界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人类学家许烺光则把“民家”作为典型的汉族来进行研究。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则撰文指出形成民族的主要力量不是语言、宗教、生活习惯，而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回忆、共同的纪念和共同的精神。而追溯历史，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的汉、满、蒙、藏、回等诸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支派，只是由于除汉族之外，其他支派多分居边地，故应称之为边地诸族，或简称边民，而不能称为少数民族，并认为宪法中绝对不能有“少数民族”的字样。即使“退一步而言，于宪法中规定边地诸族之特殊待遇，以致失去了一视同仁的雅量，也是大可不必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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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人员却发现：“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意识上，信仰上，或生活形态上，莫不呈示着明显的分歧。”[15]因此认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16]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论，有研究人员也指出：“我们不能专在历史书本上理出一个汉苗同源的纲领，用表面上看去是平等和一致的字样，掩盖了不平等和不一致的事实。我们承认汉苗之分这个事实，不是故意‘巧立名目’，人工制造一大堆民族的词语和歧异，用来分化民族团结；倒要确确实实根据存在着的民族歧异和分化事实，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促进同化的过程，增加民族的团结力量的。苗夷问题的值得注意，就在这里。”[17]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成功时，定五色旗作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的意思，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当时数千万的西南民族被遗弃共和之外，这是一种不必掩饰的错误，到今日，我们言全国民族团结，绝对不能再把西南民族遗漏在团结之外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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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知识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境内的中国人都是同源的，没有进行民族划分的必要，也不需要施行特殊的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承认西南有众多少数民族存在，在此基础上推行各种建设，从而教化他们，团结他们。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分歧主要是在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换言之，知识分子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在国族建构中西南少数民族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只是有的知识分子认为承认了有着具体名称的诸多西南少数民族会有碍于统一的国族建设，于是主张否认之，或从地域上承认其为落后的汉族的一部分，即边胞；有的知识分子则认为：“边胞是中华国族的一分子，血统既经长期的相互混合，文化也经过长久的相互同化，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19]为了提高边疆民族文化生活水准，加强边疆民族的国族意识，巩固国防，提倡边疆文化国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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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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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由于相互间缺乏了解，以及受传统观念影响而产生的固有成见的存在，民国时期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西南少数民族扭曲地存在于普通汉族的生活当中。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对汉族施加给他们的歧视也给予了强烈的回应，在此过程中，彼此更加深了刻板化的形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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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凉山地区，“况汉人素以炎黄华胄自豪，四夷民族，即为蛮夷。而罗彝亦以曲布之子孙自傲，黄天贵胄，舍我无他”。[20]并且凉山地区汉族认为：“蛮彝畏威不怀德”，又称“有彝无汉”。长期的冲突和隔阂，致使汉族具有“见蛮不打，三分有罪”的观念，而在彝族人中则有“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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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西羌汉杂居的地区，街上的汉人骂羌族是“蛮子”：看见羌族到街上卖柴，就骂羌族“卖蛮骨头”；看见羌族穿麻布衣、羊皮褂，就骂羌族“穿花生壳壳”“穿羊皮褂褂”；看见羌族走来，就说“死蛮子来了”；听到羌族唱山歌，就说“蛮子狂了”。羌族到成都、灌县卖药草，汉人不让住店，说“死蛮子，蛮气气臭得很”，还说“连冷水都要喝几碗”。而羌族则普遍认为：“老鸦没有白的，汉人没有好的。”[21]而在成都居住的数万满族和蒙古族，也经常受到汉族的蔑视和挖苦，满族被称为“满板”，蒙古族被称为“蛮子”。特别是在中小学读书的满族、蒙古族学生，往往因历史课、语文课中有关清朝腐朽的内容，而受到同学的仇视。一些满族和蒙古族为了躲避歧视，往往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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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康，“今人不察，多呼康人为蛮子，而康人以文化落后，亦以蛮子自居。此种观念，最为危险，盖令人民日与政府相离，与土酋接近，益助长对土酋之信仰也。方今吾中华各族正欲融为一炉，况同族耶？”[22]西康的彝族与汉族也互相歧视，摩擦不断。“互相都缺乏同情和谅解的真诚，所以夷人始终认汉人为欺诈民族，而汉人认夷人则为蛮野民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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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永胜县，“汉人称彝人为‘老盘’或‘盘匪’，彝人下山到永胜赶街，汉人就诬以抢匪罪名，向他们要人要马，拉到县府，不分好坏就关起来。反之，汉人上山，也须找保头，否则就发生问题。因此，彝汉之间形成汉人不敢上山，彝人也不敢轻易下坝，互相警戒，互相仇视，直到现在彝汉间还有很深的成见。彝族尤其怀恨永胜的汉人，汉人也鄙视彝人”。[24]巧家县的汉人也有谚语云：“天见‘蛮子’，日月不明！地见‘蛮子’，草木不生！人见‘蛮子’，九死一生！草见‘蛮子’，叶落又萎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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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汉族普遍认为少数民族会放蛊毒害人。并且少数民族上街往往会被人指着骂。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他们见到陌生人都害怕地躲避起来。民国时期到贵州旅行的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路上和我们迎头走来的苗民，望见我们也都远远地躲在一旁。苗民们胆子都是特别小，望见几个服装特别的人，总以为这定是什么长官大老爷到来，心里免不了有些害怕。”[26]无疑，民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误解和歧视普遍存在，这是政学界，包括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国族建构的重要阻碍，国族建构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汉族与非汉民族一体感能否形成和强化，这就需要政学界和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对普通民众进行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启蒙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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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国人的认知及其对西南少数民族身份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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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澳大利亚人费子智（C.P.Fitzgerald）20世纪30年代末在大理调查后所说：“如果只注意到汉文化而忽略了海外对民家（白族——编者注）的影响的话，那么这幅关于民家社会的画面算不上完整。”[27]同样，对于民国时期西南的其他民族的身份建构，如果不考虑国外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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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略势力的认知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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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达赖集团领导的藏军在西藏、西康发动“驱汉”事件，并企图在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把藏族置于中国近代国族建构之外，从而长期影响了藏民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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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缅边界的勘定过程中，由于受英帝国的唆使、鼓动和威逼，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也有举家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居住、自外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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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西方学者言论的影响下，“1940年4月，暹罗改国号为泰国，日本利用泰国以大泰族主义相号召，图谋分化、吸收我西南地区的傣族。他们派人进入云南，到傣族聚居区秘密活动，诱惑傣族外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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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国外的侵略势力，充分利用中国从传统王朝的朝贡体系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南边疆少数民尚未转型和充分发展民族国家意识的时机，来阻碍中国的国族建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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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教士的认知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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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接触中，基于传教的目的，有的参与到西南少数民族国族化的进程中来；而有的则发掘了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而言的许多优点；更有甚者，寻找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在种族上与希伯来人或西方民族的渊源关系。这些都多少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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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在川滇黔边界地区传教的柏格理（Smuel Pollard）就曾主动参与到苗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建构中来，在他编写的苗文识字课本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苗族是什么？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苗族是从哪里来的？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29]他还致电民国外交部长，为苗族争取在国家中的地位。美国传教士兼考古人类学家葛维汉（D.C.Graham）通过研究否认了羌族为希伯来人后裔的观点；对于苗族，他认为通过政府代理人和传教士的帮助，“他们能成为一个文明的种族，将成为中国有益的一部分如同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大英帝国有益的一部分一样”。[30]他的研究为研究对象构建自己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开辟了路径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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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事业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教会的调查人员发现了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的许多优点，如少数民族比较汉人容易接受福音，他们不那么骄傲，不那么沉默，也不那么默然无动于衷；他们的妇女和少女同西方的妇女和少女一样自由大方；少数民族几乎人人都能歌善唱，他们没有汉人的那种仇外思想；等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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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些赞扬性的认知，得到了饱受汉族歧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欢迎和共鸣，成为基督教在民国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在此过程中，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建构了自己的基督教信徒身份，弱化了民族和民国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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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传教士不仅在生活习尚、精神风貌等方面发掘西南少数民族的优点，而且努力找寻到了西南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的种族证据。1915年开始在羌族地区传教的牧师托伦士（T.Torrance）与羌族接触后，认为“羌族和希伯来人在体质上有相似性，并发现在社会和宗教习俗上也有相似之处”。[32]因此，托伦士认为川西羌族是一神论者，是犹太人的后裔。受其影响，当地木山寨羌民苟聘三写了一本《致羌民关于还原的起源的一封公开信》的小册，宣扬羌族是希伯来人的子孙的观点，在当地羌族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他们对后来的调查者称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在川黔滇边界地区传教的王树德看到彝族诺苏人在语言文字、体格、性格方面与汉族和苗族存在差异，以及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而怀疑诺苏人是印欧语族的部落。在滇西拉祜族地区，“传教师称洋人与裸黑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开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若不忘祖宗，则不能信汉教，应从西方教，西方人要信上帝，不信鬼，不祀祖，今尚有裸黑住西方者”。[33]上述言论在有效发展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同时，对拉祜族地区的国族建构构成了阻碍，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担忧。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西南地区传教的教牧人员把耶稣移植到少数民族的地方信仰当中，替代孔明、大梵天等，实现本土化，让少数民族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上帝的选民，从而让少数民族凸显自己宗教身份的同时，脱离了主流社会孜孜以求的国族建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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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研究人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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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以来，外国人在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不断有成果发表。择其要者而言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对纳西族的研究、顾彼得（pote Gullart）对凉山彝族和丽江地区的考察、费子智对大理白族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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