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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实地调查资料，贵州侗族学者石开忠撰文指出，在一些民族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错报民族成份的人口，其中典型者有贵州的黎族、京族、独龙族、高山族、东乡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彝族，以及湖南白族和云贵两省的土族。在此基础上，石开忠分析了民族成份错报的三种情况：（1）将民族自称错报为与之读音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民族成份，如布依族的自称“水家”“夷家”易误报为“水族”、“彝族”；（2）将民族他称错报为民族成份，如贵州“高山苗”申报为“高山族”，居住在县城东边一个乡范围的苗族申报为“东乡族”；（3）将未识别民族的名称报为与其相似或相近的民族成份，如贵州的黎族、京族、独龙族、仫佬族分别由未识别的“里民”“南京人”“龙家”“木佬人”错报而来。鉴于此，石开忠提出两点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对有关“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制定《族籍法》，使民族成份的变更和申报有法可依。唯有双管齐下，才能既避免“民族”知识欠缺导致的“无意”错报，又杜绝实际需要与利益导向的“有意”错报。[2]然而十多年过去，学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族籍法》反应冷淡，难免让人对其可能性产生质疑。个中因由，可从我国民族识别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疑难中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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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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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官民对话：从打造“56”到定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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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平等方针的感召下，许多族体和地方共同体纷纷提出自己的“族名”，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达400多种，自称、他称、支系名称、汉语译称与地区性习惯称呼混杂在一起，不利于民族政策的真正落实。为了弄清楚这些要求识别的人们共同体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究竟是一单独的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民族识别工作由此正式拉开帷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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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比较、识别和归并工作，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科研究人员于1954年前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4年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此后，1965年，确认珞巴族为单独民族；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独民族。至此，“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已然打造完成，但民族识别工作并未因此而宣告结束。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识别工作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旗帜下恢复开展，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份予以恢复、更改，以及对一些要求识别为少数民族乃至单一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但总的民族数目却没有再增加，民族识别由“打造56”走到了“定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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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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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辨异与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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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族识别政策的落实遇到了问题，实践者一方面要在相邻的地方族群之间依据文化差异来划界，即“辨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确定族群身份时比照已经存在的民族名单来进行“有限制的选项”，即“靠谱”。于是族群的“自称”与“他称”间的协商较诸前一阶段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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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看贵州“黎族”生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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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贵州“黎族”、海南黎族与黎族总人口的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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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黎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海南岛上，岛外没有黎族的成片聚居地。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黎族”风生水起且小具规模，还在关岭、郎岱、晴隆、普安等县形成了成片的聚居区。如表1所示，1964年贵州黎族人口为63人，于理可通；但1982年却激增至70018人，占当年全国黎族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9%，且形成了聚居区；1990年人数继续增长，但占总黎族人口的比重稍减至7.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总人数和比重都有了较大减少，但56082和4.5%的数目依然可观。而且，据研究，贵州的“黎族”人口对黎族并无认同，对黎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完全是一无所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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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历年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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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增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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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人口增长比率由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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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图1来看，贵州“黎族”和海南黎族历年人口变化的折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我们认为，海南黎族人口的变动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的正常态势，是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以及“还本归原”[5]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主因（如图2所示）。与海南黎族人口的平顺、快速增长势头相比，贵州“黎族”的人口变化折线起伏突兀、骤升骤降，似乎表明人口的非自然增长（或减少）相当明显。数字背后也许就是某些地方在落实政策时，掌握“客观历史考证”的标准宽严的差异。贵州是1980年代民族成份恢复、更改工作的重点实施地区，在不增加民族数量的基础上“靠谱”的自由度相对较大。贵州境内未识别民族“里民”与“黎”汉语谐音，就挂靠到黎族，也得到了国家承认，贵州“黎族”因此风生水起（如1964年到1982年的变化所示）。[6]而一旦某地部分人群在科学依据上被严格要求而从“黎族”改回去，即排除出“黎族”，则贵州黎族的总人口数就突然回落（如1990年到2000年的变化所示）。当然，目前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尚有待进一步增补实证研究依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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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看一个关于穿青人民族识别与认同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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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居于贵州西北部，总人口约67万左右，1955年以费孝通为首的民族成份调查组将其确认为汉族，此法定族属至今未变。但穿青人要求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的呼声从未中断，认为“穿青”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名称不能更改，“穿青”学者和地方民族工作人员也为之努力不息，使得“穿青”作为已识别待定民族引发了许多讨论。结合历史时间的维度，比照关于穿青人的汉族族属和少数民族族属间的争议，以及对此争议的一种建言，可以窥见民族识别工作中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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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费孝通主持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主要依据语言和历史源流两方面的客观特征而认为穿青是汉族一部分：穿青人操贵州通行的汉语，只有少数人讲“老辈子话”；地区历史和家谱记载显示穿青人的祖先是明代随军服役入黔落籍的汉人，且入黔后既未与其他汉族隔离，也未受彝族统治者的明显影响，曾经遭受的来自“穿蓝”的歧视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汉族内部地方性差别的矛盾。［2］1980年代，贵州省民委有关人员呈递“自己识别自己”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从调查典型的选取、史料选择、民族认同标准等方面质疑1955年《调查报告》，强调穿青人与汉族的差异性，认为穿青人直接来源于因战乱而从土家族地区迁徙而来的“土人”，要求将其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8]虽然报告未获批准，但穿青人自我识别的努力不曾中断，相关的讨论也日见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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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然在更强调主观性的族群框架中对穿青人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解决其民族识别和认同问题的一种建言。他认为，“穿青”是多个族群人们的松散联合体，其形成过程是一个汉化过程，并遭受着双重边缘化的命运：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又不被少数民族接纳，处于非汉非苗、非汉非彝的尴尬境地。因此，对于穿青人的民族识别和认同，必须充分关照其边缘化、中间化心理。另外，双重边缘化处境与新中国“民族化”进程的合力倾向于强化其整体意识。鉴于以上两点，加上其族群建构本来就存在“土人”—“里民子”—“穿青人”的过程，借鉴土家族识别和认同实践的经验，杨然做出了穿青人认同土家族的建言[9]。这样可以在不增加民族数量和照顾“民族意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契合其“靠远不靠近，靠小不靠大”的原则：彝族是近在咫尺的强大民族，而土家族虽大，其主体却不在黔西北；何况穿青人一向瞧不起（当地）彝族，认为他们文化远远落后于自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