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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在客观、科学先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族籍法》的可行性也值得商榷。首先，早期民族识别虽然有着较突出的科学性追求，但这种科学性依然是相对的。比如，同样是居住在泸沽湖沿岸的纳日人，在云南境内的被识别为纳西族，而在四川境内的则为蒙古族；再比如，广西北部的壮族和贵州南部的布依族在客观特征上无甚差别。再者，民族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血缘共同体，而是具有一定的建构和想象的成份，识别实践中难免存在一些悬念和不确定因素，其中尺度实在不好拿捏。就说穿青人吧，按照“客观”标准追溯源流，说穿青是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源而异流”也是有实例可征的（如，达斡尔族之于蒙古族）。再说贵州黎族的生成。按照石开忠的说法，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毫不相干，其生成乃“里民”错报所致，应该从宣传和规范化（制定《族籍法》）两方面予以“纠错”。[21]然而，土家族不同地方群体之间的诸多文化差异（如崇白虎与杀白虎等）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成功整合，还在实践中发展了认同。那么，贵州黎族是否也有可能采取这种思路，“将错就错”，然后实现历史性的整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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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此考虑的不是实际工作中的替代性对策，而只是试图联系“边界论”“工具论”等族群理论对这种所谓“错报”行为以及“纠错”的构想进行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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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人口变动中的“异源合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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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民族人口的变动，肯定不能够光从单一族群人口的自然增长来进行解释。民族认同意识对于族际人口变动具有相当的影响。以往民族研究中就总结出所谓“还本归原”的说法，[22]在民族属性转化中充分考虑到了当事人在族群认同方面的血缘根基意识，即理论上承认存在一个可供“回归”的所谓历史“本原”。但对于目前贵州黎族的既成事实，这样的解释却显得有点牵强。现在看来，或许可以把这种认同现象冠名作“异源合流”。合流可以是人为的整合，时间长了，慢慢地认同感会加强，逐步增强同质性，形成新的共同体。而从解放初期民族识别正式确立土家族，到他近五十年来“滚雪球似地壮大”，似乎同样印证了“异源合流”的可能性。这类案例应该可以列为研究民族转化过程对于人口变动影响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或新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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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鸿保（1948～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类学史》（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主编之一）等；张丽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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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开忠：《人口普查中民族成份错报原因及对策》，《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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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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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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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族人口研究中，“还本归原”是指很长一段时间在汉族中生活的人，在落实政策后因种种原因又要改回原来的民族成份，依据是有一个历史的“本”。海南黎族人口的增长也有“还本归原”的影响，比如：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仅昌江县就有5个大队的1850户共计12936人申报改回黎族成份。参见朱云成《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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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是完全抛开所谓客观、科学之标准，倒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杨然如是道：“‘里（黎）民’人达到了既不认同汉族，也不认同彝族的目标，‘黎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单一民族’称呼；而对于当地管理者来说，只要是符合了不突破55个少数民族的界限的前提，就予以承认，也不管此‘黎’是不是彼‘黎’。”见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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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在1980年代的民族成份恢复、更改工作中，改了民族成份后因为不符合科学依据又改回去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在土家族中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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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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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然本人是土家族，并曾对认同标准日趋宽泛化的土家族民族认同实践有过较系统的阐述。见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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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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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彭振坤：《历史的记忆》，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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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然：《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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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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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践者大都注意到客观的科学性与具体、历史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必要性，如：根据我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灵活把握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又如：在追溯历史渊源的同时，也注意“同源异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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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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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另外，民族识别工作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头进行的，实践中还有着“就近认同”的原则，这与官方的政治、管理诉求有关，并引发了一些遗留或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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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究其原因，至少有二：（1）近30年的民族识别在客观上强化了族群意识和认同；（2）党和国家认真贯彻“拨乱反正”的方针，切实落实各项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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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郝瑞认为：“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参见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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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本民族学者、本民族干部的成长有关。他们带领本族群众从主位的视角表达其族群意识和认同，原有的客位视野下固定的民族分类体系开始受到挑战。“穿青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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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比如，有地方干部总结落实政策经验时说到，他们纠正了一些依据姓“满”而申报“满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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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石开忠：《人口普查中民族成份错报原因及对策》，《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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