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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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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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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分合、流徙，以及源远流长的支系繁杂，社会发展程度悬殊，使得各民族在贵州各个时期的变化程度的具体情况显得非常复杂。在历史上，由于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以及文化科学水平的低下，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现实情况，1949年以前贵州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特征如何，还是模糊不清的。究竟是《黔苗图说》的82种还是《百苗图咏》的100种，都需要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自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贵州先后进行了4个阶段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全省的民族结构和各民族文化的构成情况，为在贵州构建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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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至唐宋时期，史籍多以“西南夷”“南蛮”泛称今贵州地方的民族，或以其首领冠以某蛮分称之。到明清时，“苗蛮”则演变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称，并从体貌、语言、服饰、风俗、职业、文化特质、社会表象、地理环境等方面将“苗蛮”分成许多种类。例如，《明一统志》分有13种，清康熙年间田雯修《黔书》分有29种（加上并列的两种，共31种），乾隆年间修《贵州通志》列举42种，嘉庆年间陈浩修《苗图并说》分述82种，光绪年间邹元吉修《黔苗图咏》更分100种。1945年《贵州通志·土民志》已确认贵州“苗蛮为种种蛮族之集体”，采取了新的分类法将贵州民族分成6个族系85种人。其中，“苗族”有47种人，“卢鹿族”有2种人，“百粤族”有12种人，“羌氐族”有9种人，“百濮族”有3种人，另有“汉族同化者”12种人。同时，还著录了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关于广义和狭义的分类说。与现今民族史、民族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相比，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的分类法则有很多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红苗”，该志已著录鸟居分类法，然而又将其归入“百粤族”，不属“纯粹的苗族”，等等。这就致使贵州的民族成员结构、民族成分和族称长期处于混淆不清的状态，严重地影响了民族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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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分赴各民族地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就各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社会历史等进行综合调查和认真分析，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族称，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问题和民族成分的结构问题。1995年，由黄光学主编、施联朱副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就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识别工作的科学总结。该书记述：“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新中国建立前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包括支系）。”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开展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调查研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1953年，从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自报登记的多种民族名称中，确认分布在贵州的有苗、瑶、彝、壮、布依、侗、水等民族。对于尚未最后认定的20多个民族名称，又继续开展深入调查识别工作。1956年，国家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1980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做出决定，由省人大常委和省民委等有关部门组织专业队伍，继续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982年，国家民委组织调查研究，恢复了湘、鄂、川、黔4省邻近地区土家族的民族成分。是年，“贵州省民委等有关部门经过多次研究，对错报和重报的族称进行了更正和归并，确定全省待识别族称23个，分别是：六甲人、七姓民、卢人、羿子、龙家、南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木佬、家、东家、西家、绕家、三撬、下路司、刁族、长袍瑶、油迈人、莫家、辰州人、僙。这23个待识别族体、族称共有90多万人（包括玉屏侗族自治县恢复侗族成分约6万多人），分布在全省4个专区、3个自治州、1个市、60多个县、特区”。至1985年，“全省认定15种民族成分，23.1万人，都是民族支系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其中，认定为汉族的，有黔东南州榕江县的“六甲人”（152人）和黔南州平塘县的“辰州人”；认定为白族的，有分布水城、威宁、大方、赫章等地的“七姓民”（自称“白儿”，7500余人）；认定为满族的，有聚居黔西、金沙、大方3县交界处的“卢人”（自称“禄族”，他称“六额子”，7000余人）；认定为侗族的，有分布玉屏侗族自治县原因民族压迫而一直填报为汉族的60000余人，还有从江县的“刁人”和黎平县的“下路司人”；认定为苗族的，有聚居黔西南州晴隆、普安两县和六盘水市的六枝、盘县两特区及水城县毗邻地区的“喇叭人”（共80000余人），分布黔东南州的凯里、黄平、麻江等地的“西家”人（自称“哥苗”，他称“喜鹊苗”，9000余人）；认定为布依族的，有分布黔南州的独山、荔波两县的“长袍瑶”（400余人）和望漠县的“油迈人”（1200余人）；认定为仡布毕节的“羿子”（1000余人）；认定为彝族的，有分布黔南、黔西等一些县的“里民”（7.7万人）；此外，“黎平县‘三撬人’（又名‘三锹’）认定为苗族或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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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还记述：“截至1985年2月，贵州待识别族称只剩下8个，即龙家、僙、绕家、木佬、蔡家、东家、家、穿青，共计69.9万多人。”1986年，贵州省民委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以积极而慎重的态度，采取先易后难的步骤，对上述8个待识别的族称单位一个一个地做细致的工作，“对8个族称单位都实行享受少数民族待遇的同等政策”，从而使识别工作取得了符合实际的进展。“1988年‘龙家’（‘南京’）认定为白族、1990年‘僙’认定为毛南族、1992年‘木佬’认定为仡佬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据统计，目前贵州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壮族、毛南族、瑶族、蒙古族、满族、羌族15个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为11236546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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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本省的民族实际，参照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少数民族，有的确定为汉族。这既符合贵州的实际，又有利于民族的发展繁荣，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充分表明，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和实践，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比历史上中外学者对贵州民族的研究方法，比历代文献中对贵州民族的分析，都更符合实际，更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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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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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才贵（1945～ ），侗族，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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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村松伸：《见过鬼神的男子——建筑探险家伊东忠太》，日本柏书房株式会社出版，1990，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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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清光绪任縢的《〈百苗图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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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朝日新闻社，1976，第532～534页，第627～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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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芮逸夫主编《苗系图册·影印苗系图集序》，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73，第5、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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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荣等译，学林出版社，1995，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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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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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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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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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近代时期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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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苗族的族源问题，据现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除上古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外，被视为与现今苗族具有最为直接关系的“苗”的记录最早出现于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进入宋代以后，有关“苗”的记载及其所指在文献中便变得明晰起来。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苗”及“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但这时期在官方正史中尚未见到有关“苗”的记录。进入元代以后，正史中开始频繁出现“苗”的记录。据学者的统计，《元史》中有关“苗”的名称的记载，就有“苗”、“苗蛮”（如“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紫江苗蛮”等）、“苗佬”、“苗僚”、“生苗”等。[2]这里所说的“苗蛮”，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就指的是现今的贵州、湖南一带的非汉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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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后，明王朝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统治大为加强。在政治上，明王朝为了强化对云南的控制，确保交通线路，对于过去处在云南、四川、湖广之间的“蛮夷”地区加强了统治的力度，在明初的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立了贵州行省。在政治上加强统治的同时，明王朝还通过设立在西南各地的“卫所”以及“民屯”等形式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大量的汉族移民移入这一地区。在贵州省，先后设置了30卫、140余所，仅屯军就多达20余万户、100多万人。[3]在这一背景之下，“苗”的指称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一些过去被冠以“蛮”的人群，到了明代以后，其称谓便为“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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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清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雍正年间（1723～1736年）以后，对于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土司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过去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统辖的一些既无流官也没有土官统治的地区，如贵州东北部和湖南西部相交的腊尔山“红苗”地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一带的“黑苗”地区以及贵州西南部的“仲苗”“青苗”地区，也通过使用武力，“开辟苗疆”，设州置县，将其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乾隆中期以后，内地迁往西南一带的汉族移民显著增加，土著的非汉系族群与迁移而来的汉族“客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的纠纷和对立日益激烈。在这过程中，“苗”完全取代了“蛮”，被置于与“汉”相对应的一极，成为了整个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带非汉系族群（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的汉族移民）的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