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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芮逸夫先生研究，1837年（道光十七年），德国人类学家C.F.纽曼（Neumann），曾将79种苗人稿本译成德文，并有附图。英国Rev.E.G.布里奇曼（Bridgman）博士，是早期来到我国的传教士。1859年，他又将《黔苗图说》译为英文Sketches of the Miao-tszc，载诸英人所办的华北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3号，在上海发行。他在译文中说，该图说为多年前旅行贵州时所得，是中国学人所作，以图并说，皆据实观察著录而成。在此之前，他曾有过较为简略的初译稿，只记述了41种，刊载于1845年版的《华事汇报》（Chinese Descriptions）。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研究，继布里奇曼之后，引用和重译《黔苗图说》者日渐增多。1874年，法国人类学者普拉特（H.Plath）在《古代中国外来野蛮人部落》（Dic fremden Barbarischen Stamme in Alten China）一书中，就著录了布里奇曼的英译本。1876年，英国驻华领事，植物学家普莱费尔（G.M.H.Playfair）曾获一本佚名的《黔苗图说》写本，在所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u of Kwcichow and Yunam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s，1876-1877）一书中，译述了该写本的内容。1883年，英国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G.W.Clarke），曾到我国西南地区活动，获得一本18世纪的82图《黔苗图说》佚本，同样译成英文出版，题为Translation of Manuscript Account of the Kwcichow Miao-tzu。继而，他在《贵州省及云南省》（Kwcichow and Yunnan Provinces，1894）和《中国西部苗人和其他部族》（The Miaotcz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两本书中又记述了《黔苗图说》的内容。同年，英国旅行家科尔洪（A.R.Colquhoun），在任印度工务局工程师期间，曾旅行过我国西南地区，著有《横渡金沙江》（Across Chryse）一书。在该书卷2中，他附录有传教士克拉克的英译全文。在附记中，他说该《黔苗图说》原稿大约写成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于在著述中《黔苗图说》英译本的引用和评述，在欧美学者中已风行一时。如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威廉斯（S.Williams）在1900年著的《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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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idgman has translated such an account，written by a Chinese native traveller in which he sketches the manners of eighty-two Clans，especially those customs relating to worship and marriage，showing how little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ir rulers or improved from the savag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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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E.ct.O.Reclus），曾游历我国西南地区，在1902年著的《中华帝国》（L’Empire du milicu）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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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ourrage chinois traduit par Bridgman cite Quatre-vingt-dcux tribus de Miaotzc；a quclaucs-uncs d’entre clles on donnc le nom de（six cents famillies），pcut-etre pour noter L’c’tat de dispersion ou se troure reduite aujourd’hui cette nation qui se divese，au point de vue politique chinois en deux grandes fractions；les（Soumis）ct les（Insou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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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看到的资料，《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已经流传到了海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刘咸先生调查研究，著述贵州民族的这类写本，在英国各类图书馆中共收藏有9种。其中，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东方图书室藏有3种：《黔省各种苗图》（Miao tse Tribes）2册共78图，《苗图》（Miao Tribes）1册48图，《罗甸遗风农桑雅化》（Description of Wild Tribes in China）2册共72图，各图均有或详或略的附说。在牛津大学博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2种：《蛮僚图说》（Pictorial Description of the Habit ect. of the Miao-tse：A Wild Tribe on the S.W.Frontier of China）2册共82图并各有附说，《苗疆图说》（Illustr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Miao Counntry）1册（仅存附说而无图，作者王钧）。牛津大学比里博物馆（Pit-Rivers Museum）也藏有2种：《黔省苗图》（Pictures of the Miaotze in Kweichow Province，China）1册82图，《贵州苗图》（Pictures of the Miaotze of Kucichow）3册45图［皆有附说，均系1917年英国人类学家剃罗尔（E.B.Tylor）所捐赠］。伦敦中国内地会收藏有1种：《黔苗图说》（Sketches of the Miao-tsze）1册82图［布里奇曼认为这是珍奇稀有而最全的写本，是1861年所撰著《关于中国的苗人或土著居民》（On the Miaots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的作者治克哈特（W.Lockhart）在我国搜集而藏入该教会本部的珍本］。还有，德国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有3种。其中，在德国Gotha 图书馆藏有《名人精写苗蛮图》2册（图数不详），Munschen 民族志博物馆（K.B.Ethnographischen Museum）藏有《黔省八十二中苗图》2册仅存41图，汉堡福罗让则教授私藏有《苗图》1册（图数不详）。再有，据鸟居龙藏报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藏有2种：清雍正《黔苗图说》1册82图，《黔苗诗说》1册（作诗附记，共有82目）。而且在美国、德国、越南也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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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芮逸夫先生说，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黔苗图说》一类著述贵州民族的写本共有7种单册本：《苗蛮图册》82图，《黔苗图说》80图，《黔苗图说补》7图，《苗蛮图》27图，《苗蛮图说》25图，《番苗图册》16图，均有彩图并说手抄本；另有《苗蛮图》82图，仅有彩图而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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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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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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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审《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大多数是绘图并说，而且多出于入黔仕宦之手。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画多写生，也难免歪曲勾勒，形象失真；文有记实，也难免蔑视着墨，以一代十或以桃代李。去其糟粕，然其所绘，皆有所本，考其所说，亦复可证，对于识别和研究贵州民族及其文化仍为重要的历史民族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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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日本民族学先觉者鸟居龙藏在我国西南调查并撰写《苗族调查报告》时，就是以《黔苗图说》和《黔苗诗说》为蓝本，再参考我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志和其他史籍以及欧美学者的调查资料，对贵州众多“苗”的名称进行了比较研究和识别。他在1902年调查贵州省的青岩地方、安顺附近和云南省的弥勒附近、武定附近的“花苗”，还有青岩附近的“青苗”“白苗”，以及贵州省施秉附近的“黑苗”、定番（今惠水县）的“打铁苗”之后，发现他们的自称Mun、Mon、Mu、Hun都比较接近。这与英国学者H.帕克（Parker）于1892年在《上溯扬子江》（Up the Yang-tse）记录云南苗族自称的Hmung，与法国学者L.德·拉戎基埃（Lajonquiere）于1904年在《军事领地的民族志》（Ethnographic des Territoires Millitaires）记录今越南北部苗族自称的Mung、H’mung，与法国学者P.维亚尔（Vial）于1898年在《倮》（Les Lolos）中记录贵州苗族自称的Hmong均近似。鸟居认为，苗族以上支系的自称均与中国史籍记载的“三苗”“有苗”“苗”的称呼有密切关系。他非常赞同法国东方学家T.德·拉古佩里（Lacouperic）于1887年在《汉人以前的中国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中使用Miao来统称以上苗族各支系的名称。由于苗族本身的支系较多，才在史籍中出现了“苗蛮”的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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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鸟居对比《黔苗图说》和《黔苗诗说》中记述82种“苗”的名称、分布、文化特征，参照《皇清职贡图》《大清一统志》《贵州通志》《安顺府志》《黔书》《黔南职方纪略》等史籍的有关记载，决定用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来解释。他认为，广义上的“苗”即“苗蛮”，是泛称，包括“苗”“瑶”“僮”“仲家（仲家苗）”“侗苗”“水家苗”“倮”“宋家”“蔡家”“龙家”“杨保”“土人”等族体；狭义上的“苗”，即上述“纯粹的‘苗’”。他的《苗族调查报告》主要讲的是这种“纯粹的‘苗’”，另外还有广义的“苗”中的“仲家苗”。根据欧美学者和自己的调查，他认为“纯粹的‘苗’”主要居住在贵州省，其他分布在广西、云南、湖南等地及东南亚地区。而且，他们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明显区别，就是衣服的颜色及其刺绣这种“土俗学”上的特点。也就是“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等分别穿以红色、青色、白色、黑色和蜡染绣花的服装。鸟居特别指出，这绝对不是像莱唐（R.G.Latham）于1890年在《人种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Varieties）中所说的是“皮肤颜色”的区别。至于以上苗族各支系在服色服饰上的“地理学”分布，鸟居认为“自然地存在着一定区域，而且相互错居的现象也较少见”。他说：“红苗在地理学的分布是邻近湖南省的贵州省东部，其中心点是在铜仁附近，也就是汉人曾经苦心编纂《苗防备览》中所指出的分布状况”；“白苗及青苗主要分布在贵州中部”；“黑苗，又名‘生苗’分布的中心点在黎平、都匀二府即贵州省的东南部”；“花苗的分布是以贵阳府附近为起点向西分布，经安顺府至云南省的东部；向北还分布到武定及金沙江畔；向南分布至广东河（今珠江）上游及临安府附近；南下达法领东京（今越南北部），也就是他们说的从Colquhoun向广西南部分布。果不其然，可以说花苗的分布区域很广”。鸟居还根据苗族的神话传说考证，以上苗主要各支系均源于“同一祖先”，更进一步证明他们是同属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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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仲家（今布依族）“是以使用铜鼓著名，本调查报告很难将其归入‘纯粹的苗族’。他们在地理学的分布，同是住在贵州省贵阳市附近以西，还有云南省的东部及广东河上游，也就是L.德·拉戎基埃前述的由广西北部向这里分布”。为什么很难将仲家归入“纯粹的苗族”？鸟居确实费了很多心思。他在对仲家与苗族的语言和风俗的比较研究时，认为“仲家语与苗族语有不少差异，如果将其归入苗族中，在语言上可以单独划分一个小支派来处理。然则，在风俗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对此，维亚尔在《倮》中的第34～35页中也有记载”。鸟居除了用许多语词比较外，还引证了咸丰年间修著的《安顺府志》的记载：“惟是黔中苗民，八十二种，微特仲语与苗语不同，即仲语亦有与仲语不同者。”对此，鸟居是犹豫的。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因他写《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一文引发的。该文是他在中国西南调查回国后的明治37年（1904年）发表的，比他的《苗族调查报告》早两年。在《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一文中，他已经引证过《黔苗图说》：“补笼仲家，贵阳、南笼、安顺三府，定番、广州（顺）二州，皆有之。以十二月朔为大节，岁时击铜鼓为欢。掘地即得铜鼓，武侯南征时所遗者，重价争购云云。”还引《黔苗诗说》：“补笼风俗未相悬，仲子分支包总奸。独怪残冬寒雪里，齐挝铜鼓乐新年。”鸟居还作过结论：“对于铜鼓的使用，就我的调查而言，仅限于全苗族（《苗族调查报告》所提‘广义’的苗族）中的仲家，其他苗族支系均没有使用，这特别引人注目。”当然，贵州的水族和一部分苗族、瑶族也都使用铜鼓，只不过鸟居没有调查到那些地方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鸟居关于“黔苗”的广义和狭义的分析法，这时还没有成熟。按他的思路，仍然依照我国史籍的传统归类法，将仲家归入“全苗族”。尽管鸟居对仲家和苗族的系属不像现今这样明确，但不至于达到与“纯粹的‘苗’”相混同的地步。鸟居为了将仲家铜鼓的研究深化一步，仍将仲家归入“广义”的苗族进行著述；在《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第五章写了“仲家苗”一节，第九章专门著述了“铜鼓”。应该说，这是《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在众多的贵州史籍中所发挥的历史民族学价值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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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义和狭义的分析方法，在鸟居龙藏之前，已有两名法国学者试用过，亦均从《黔苗图说》一类写本中得到启发。一是维亚尔（传教士、语言学者），曾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我国西南地区活动多年，对今彝、苗、布依等民族的语言和风俗有过研究，在1898年出版的《倮族》（Les Lolos）一书中，就已将这3种民族初步识别为单一民族，并对“纯粹的苗族”支系也作了分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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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cur Iangue les Miao-tso S’appellent Hmong；ils se divisent en nombreuse tribus：Miao-tsesces，Hmong Sha；Miao-tsc noris，Hmong tlo；IMiao-tsc flcuris，Hmong dotu：Miao-tsc banos，Hmong bia，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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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探险家H.德·奥尔良（Orlcans），曾于1892年在今越南北部旅行过，1898年在《从东京府（越南北部）到印度》（From Tonkin to Inidia）一书中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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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aos or Miaotscs（Who do not speak Chinese）have four family names：tien，Lo，Tch’eng，and Ts’ai. They are divid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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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a Miao（花苗）……dress，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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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 MiaO（白苗）……dress，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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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 Miao（黑苗）……dress，blue-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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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g Mtao（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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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出版之后，又有许多欧美传教士和学者进入我国西南地区，采用同样的广义和狭义的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法国传教士埃斯基罗尔（J.Esqairel），曾到过贵州省苗族和布依族地区调查，1908年与维利亚特（G.Williatte）合著有《夷-法字典》（Dictionnaire Dici-Francais），即今布依语字典。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R.Clark），曾在贵州安顺地区传教居住20余年，详细调查研究过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等情况，1911年著有《在中国西南部落中》（Among the Trihcs in South-west China）一书，已明确指出：“贵州的少数民族（non-Chinese tribes）主要是‘仡佬’‘苗’‘仲家’‘彝家’”，而且“仲家人操的语言和僮人、暹罗人的语言十分近似。”这就进一步解说了鸟居龙藏关于“仲家苗”的系属问题。德国人类学家I.德·布克莱尔（Bcauclair），曾在贵州省的苗族、仡佬族、布依族村寨调查，写过几本书；其中于1956年著的《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的中国九个部族的文化特征》（Culture Traits of Nine Chinese Tribes in Kwei-chow Province，South-west China）一书，参考上述英译本的《黔苗图说》和其他著作，对贵州地区的民族分别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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