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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知识权力：戴维斯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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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少校（Major.H.R.Davies），英国情报官员，1894～1900年受英国政府派遣考察修建滇缅铁路的可行性，他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行程几千公里，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重要的地区，而且一直深入到四川西南藏、彝地区，沿途不仅对山川地貌进行测量，对气候、物产、社会和风俗状况进行记录，也对所到之处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考察，并专门对云南的民族语言做了分类，将该分类以附录的形式收进他于1909年出版的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2]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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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写作的时候，正值法国兴办的滇越铁路修建之时，滇越铁路的修建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戴维斯直言不讳地说道，英国筹划中的滇缅铁路，其最终目标是修成一条从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与已立项的汉口至成都线相接的铁路，打通从内陆通往上海的商道。这样，英国不仅可以从经济利益方面与法国在中国内陆省区抗衡，也可以在清末动荡的省区格局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当然，戴维斯在书中也注意到，在中国人高涨的“爱国热情”之下，已经出现收归路权、由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呼声，英国在华铁路计划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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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00年戴维斯在中国西南旅行的这段时间，正值北方义和团起事、西南反洋教的教案不断发生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从沿海通商口岸蔓延到中国腹地，从中国的精英阶层扩散到民间。戴维斯在其著述中数次提到他在考察云南过程中所经历的云南老百姓对“洋人”的敌视态度：一次旅行中，一位乡村老汉神情严肃地走过来，问他的翻译他们是不是来侵略中国的；在腾越厅，由于当地居民对刚签署的开放腾越为通商口岸的协定不满，戴维斯一行路过此地时遭到了他们的石块投掷；当他们考察经过滇东北的宣威时，一批当地人冲戴维斯一行大喊大叫“洋鬼子”，戴维斯怒不可遏，和同伴瓦兹·詹姆斯一起追上前去，抓住其中一人痛打一顿，好好地“教训”了这些“不把欧洲人当人而视为番鬼的支那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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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支那人”（China man）的“教训”当然不一定非得像这样染上暴力的色彩，知识优越性的显示往往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这样写道，“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中，知识的渴望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商业和影响的竞争因素”。[15]传统的帝国（希腊、罗马、波斯）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商业与学问的关系，故维系时间不算很长。而新兴的大英帝国除了商业扩张的兴趣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理性的帝国”（an empire of reason），一个对统辖的殖民地和商业拓张区域的“社会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帝国。广泛而又准确的知识“对帝国的管理至为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土著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英国优越的基础在于知识本身”。[16]而对于“土著们”来说，在与这些知识（尤其是有关自己的知识）进行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时，无疑就会陷入一种比附与抵触交融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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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附是必要的，强势的西方现代科学符号是推倒中国旧学问的基础；而修正则是必需的，兴中国人自己的西南之学，谋求国家主权与知识主权，才是中国学人借鉴西方话语背后最深切的关怀。杨成志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中，其早期著述语言的个性化色彩最强，也最具鼓动性。在列举戴维斯等对中国西南的考察、肯定西方人科学的“高明”之处以后，杨先生话锋一转，开始强调中国学者与外来的西方学者相比所具有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在他看来，知识的权威性无疑是建构在学者与学术的本土性基础之上的，本土所滋养的“文化素质”（cultural dispositions）赋予了中国学者对境内西南民族特殊的经验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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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以为这种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与其让外国人的代庖，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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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尽管在现时中国有关西南民族的学术著作中已很少提及，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是影响深远的。[18]20世纪初戴维斯的分类框架（“猛吉蔑语系”“掸语系”“藏缅语系”）出现后，不仅在民国时期中文的西南边疆研究文献的引用率远远高出其他同期的西方学术论著，而且在中国学界中，相继有著名学者丁文江（1935）、凌纯声（1936）、马长寿（1936）、李方桂（1937）、陶云逵（1938）、罗常培（1942）、芮逸夫（1943）、岑家梧（1944）等以此为“正式科学”的蓝本，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分类和研究，并对戴氏的分类法加以补充和修正。在大致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学者针对戴氏的分类也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模式。丁文江在《爨文丛刻》的自序中将云南民族分为：①掸人类；②藏缅类；③苗瑶类；④交趾类。凌纯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察云南以后，分云南民族为：①蒲人类；②藏缅类；③掸人类。马长寿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将分类范围从云南扩展到整个西南，分为：①苗瑶族系；②掸台族系；③藏缅族系，各系下分若干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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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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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分类的细节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范畴，在这里我仅对中国学者与戴氏的框架对话时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层面做一些思考，归结起来，这两个层面涉及的是族属的归类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的关系，体现的是两种视野在中国西南空间里的展开，即“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与“中国化的西南视野”在西南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由戴维斯的分类个案所引起的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东南亚殖民政治语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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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层面来讲，中国学者们对戴维斯分类系统中争议最大就是“苗瑶”与“民家”的系属问题。[20]依据戴维斯的分法，“苗瑶”和“民家”均被纳入“猛吉蔑（孟-高棉）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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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认为苗瑶语和孟吉蔑语虽不密切相似，但就语词顺序说，名词在形容词前，所有物在所有者前，主词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词前，苗瑶语都和孟吉蔑语一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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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家”的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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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氏分析民家语之字源，结果以汉字为最多，藏缅字次之，蒙克字居第三，掸字最少。氏以民家四周无蒙克语民族，则其蒙克字源非由外铄，或即其本族之原始语言。氏以此理由遂决定民家语当属蒙克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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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中，凌纯声和陶云逵遵从戴维斯的分类把“苗瑶”和“民家”归为孟吉蔑语民族；[23]马长寿也赞同戴氏的“苗瑶”为孟吉蔑语民族的提法，但依据南诏为僰夷所建的说法，将“民家”归入掸语系民族；[24]丁文江则把“苗瑶”单列一组，“民家”归为掸语系民族；李方桂把“苗瑶”单列一组，而将“民家”列入藏缅语的倮（彝）语支民族。罗常培基本沿用李方桂的分类，将“苗瑶”单列，鉴于“民家”的系属问题众说纷纭，他倾向于单列一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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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民族话语通过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对涉及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做了“规范化”的分类。按照官方的文本，主要居住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从语言上被分为两大类：一为汉藏语系民族，包括壮侗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二为澳亚语系民族，包括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的佤语、德昂（崩龙）语和布朗语。[26]在这一框架中，民国时期争论较大的“苗瑶”和“民家”被正式从“孟吉蔑语”民族中分离出来，前者成为了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后者则被识别成“白族”，其语言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民国时期所称的“掸语系”“掸台（泰）族系”成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百越族系”，[27]传统西南民族志中常见的“仲家”“摆夷（僰夷）”则被更名为壮侗语族壮侗语支的“布依族”和“傣族”。“罗罗”（倮倮）则更名为“彝族”，其语言属藏缅语族彝语支，在国家体制化，学术官方化语境里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族属分类不仅成了学术界的范本，而且也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公共空间”，在中国民间也实现了“约定俗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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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涉及“苗瑶”和“民家”系属的“孟-高棉语”在现今的中国少数民族分类中，已经成为正式的学术用语，跨界民族的研究也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界的学术时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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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体现了现今中国的国力和学术自信。但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处于“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中国学人在与“英国情报官员”戴维斯进行“学术对话”时，对其“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分类，自然不得不提高警惕，开展政治化的学术斗争，对“孟高棉”“泰掸”这样的外来分类术语进行清理与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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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占领越南、老挝、柬埔寨，英国占领缅甸、马来半岛以后，英法两国在东南亚殖民事业的拓展也启动了有关殖民地的民族志产业（ethnographic enterprises），同时也将帝国的视野从中南半岛投射到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商业的利益、政治的影响、学术的兴趣或传教的愿望，推动英法两国的学者、情报官员、探险家和传教士（也包括欧美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去寻求和发现能够连接英法殖民地与中国西南边疆的族群“走廊”，并试图建立人种、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谱系”关系。在这些“殖民知识群体”中，最有影响的，除了戴维斯外，还有法裔学者、伦敦大学学院印支语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29]和美国传教士多德（W.C.Dodd）[30]等。这些人的著述均认为泰掸语系的民族起源于中国，在华夏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因受汉人政权的欺压而迁往中南半岛定居，并且他们还在其著述中倡导“南诏王室泰族说”。这些观点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暹罗王室推行的“大泰族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对南诏王室族属的争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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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在与戴维斯源出中南半岛对云南民族的系属分类进行对话时，对其带殖民性的“联结性知识”（associated knowledge）可能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分裂”（split）危险自然是倍加关注，对民族志“知识产权”的国家主权归属问题自然也是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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