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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文所使用的“民族（族群）边界”这一概念，主要以日本学者江渊一公氏所下的定义为参考，即所谓的民族（族群）边界，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集团是由哪些（具有共同文化）人们所归属的有关集团成员的范围的概念。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其个人的归属，不仅是由自己，而且也由他者（他集团成员）的内容所决定。就是说，民族境界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即通过社会化过程从“内部”形成的境界以及在与其他集团相互作用过程中来自“外部”规定的境界。参照江淵一公《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ーとスティグマ（stigma）》，载绫部恒雄编《文化人類学2特集=民族とエスニシティ》，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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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エスニック集の境界》，青柳まちこ編译，《エスニックとは何か》，新泉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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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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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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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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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拓殖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这本美国清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书中，劳拉·赫斯特忒拉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民族志图示对清帝国边疆的重大意义。从广义上讲，民族志图示（ethnographic mapping）对于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身体政治”（spatial body politics）的建构和展示都有着很关键的作用。通过民族志图示，帝国或国家在确认自己经济、文化、政治、族属的边缘的同时，也定位了自己的中心。如果说制图（cartography）让帝国或现代国家对“地”（空间）有了“本体”的感觉，那么民族志图示（以文字或类似《皇清职贡图》《百苗图》《海国图志》等的编纂）则让帝国或现代国家有了与异族、异邦、异国相别的基础性人观（“子民”“国民”“蛮夷”“番邦”“化外之民”“我族”“他族”等）。而民族志图示中的分类则是这一基础性人观的基础。透过分门别类的民族志图示（文字、图画、照片等），对“民”透视的“帝国（国家）之眼”得以实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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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西南研究中传统分类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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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夷夏之别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类性描述始终是贯穿中国古代边地汉文献的主轴，这方面的文献虽说不上汗牛充栋，也称得上是种类浩繁。夷夏的分别多以“感性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的文化习俗为主，因此在文献表述中有生计方式、服饰、发型、“秉性”、物产、婚姻、政治制度、信仰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长期被奉为古代西南民族志的经典文献，自民国以降，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在著述中，无一不加以引述。[3]按照著名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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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列传》区别西南民族为三类：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巂、昆明为“随畜”民族；筰都、冉駹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魋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精辟独到之处，汉以后学者不能及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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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寿认为，自司马迁以后，对西南民族的分类，或简或繁，可谓“江河日下”。晋代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以地名分类，分七系：武陵蛮、南郡蛮、江夏蛮、板楯蛮、南方蛮、益州蛮、西南夷。明末的《滇略》，分僰与爨。清代李宗昉以《黔苗图说》分82种，比如，黑罗罗、白罗罗、花苗、白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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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有志于构建中国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们，如岑家梧、杨成志、马长寿等，在其文本叙述风格上，大多都是将汉文献有关西南民族的典籍作为其著述开篇的引言，继之以“非科学”的名义加以贬斥。[6]在马长寿先生看来，除了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尚值得称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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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写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于功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夫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挞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而于种族之分类，文化之分析，不顾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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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造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古代西南民族文献更容易滋生对边民的成见。杨成志先生认为这都是传统的“尊夏攘夷”观念在作祟。杨先生颇有洞见地指出，这种华夏中心的观念，分为“言词”和“动作”两个方面：“一由于太过自尊，故视他人尽如兽类一般”，如称西南民族为“猡猡”“猺人”“狼人”“狆家”“阿猖”等，“视之为蛮族”；“一由于太过霸道，历史相沿，所谓‘征蛮’，‘平苗’，‘平猺’，‘讨回’，‘平黎’……毋不以战功为烈非使他们慑服为止”。“言词”上是“尊己抑人的表示”，“动作”上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8]这些“从前的记述，因时过境迁，只可拿来做一个历史上的参考，有许多方面已不适合乎现在的环境和科学的方法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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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诸多的古代的民族志文献，无论从叙事风格、资料来源，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就这样被否定了。需要摒弃的是这些“过时的”、“闭门造车”和“捕风捉影”的、带“歧视性”的传统帝国民族志图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科学的、有“假定的结论”和实地考察精神的西方科学法则，然后以之对西南民族进行“种族”方面的量化研究，开展分类与归纳结合的语言学调查和实地的文化习俗记录。但是这些带“新学”色彩的有关西南民族的著述，据杨成志先生观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寥寥无几，且乏善可陈，而同时代西方出版的有关著作已达七十余部。[10]在外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诸多著述中，罗常培先生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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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云南民族根据一种标准作科学的分类的，得要算英人戴维斯（H.R.Davies）创始的。他根据语言把云南的民族，除去汉人以外，分作猛吉蔑语系（Mon-Khmer Family），掸语系（Shan Family），藏缅语系（Tibeto-Burm an）三大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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