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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纳西学之父的约瑟夫·洛克,在丽江生活的十多年间,逐渐成为滇西北非官方的巨头,[34]不仅影响了外国人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如任乃强、杨成志等较早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都在其研究中提到了洛克的经历。俄国人顾彼得作为中国道教皈依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和工作的同时,发表著作介绍与他接触和交往的少数民族。对于凉山彝族,他纠正了常人的偏见:“彝族的统治者,也即黑彝阶层,他们被外人描述成无知、残暴、不讲人道的野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数百年来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山里与世隔绝,但他们的头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迟钝和一无所知,而是渐渐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样便产生了一大群彝族的男女精英。”[35]此外,在丽江生活期间,他对于纳西族、藏族、白族、普米族,他从体貌、性格特点、生活习尚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向世人展现了此地充满生活气息的多民族生活画卷。澳大利亚人费子智1936~1938年在大理调查,后来出版《五华楼》一书,此为欧洲学者第一次实地对中国西南的民家群体进行的研究。为西方人了解大理、了解白族提供了比较客观和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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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国外的考察和旅行人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虽然多怀着学术和文化交流的目的,但深深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西南民族,从而与外国人一起共同建构了关于西南民族的现代知识体系。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促使他们努力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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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自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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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民间,西南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更多的是以有限的地域(山沟、村寨)、小群体(氏族、家支)为指向的,很少能上升到现代民族的范畴。如“清至民国,在四万万汉人看来,北京是中心,汉满统治阶级是全国政治的核心,但是在凉山彝族人看来,汉族是奴隶的同义词,是最下层、最受人歧视的人群含义,北京只是一个符号,家支才是实质”。[36]而一些土司则攀附汉人祖先而不认同属其所属并管辖的群体。如川西藏族土司索习之面对外来调查者时,“他的谈话每每有‘他们土民’、‘我们索家’的话头,其意思是不承认索家是土民的同种”。[37]总体而言,正如吴泽霖所认识到的,少数民族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比自己小集体的高一层次的大集体的隶属感。他们所认同的“我群”即“自己人”,无非只限于小小地域内的,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相同且互相通婚的群体。对于更高层次的“祖国”或“中华民族”等概念的认识就更模糊了,甚至对自己的民族历史也是模糊不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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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建构的汉文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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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一些从西南非汉族群体中走出去、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精英分子,在走出去又走回来的角色转化过程中,意识到自身所属群体在主流社会要么不为人所知,要么存在诸多误解。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在中华民族的框架内来建构自己所属群体的民族身份的同时,努力使其达到与五大民族相同的地位,并在此过程中启蒙其所属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国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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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卒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的彝族青年曲木藏尧出版《西南夷族考察记》,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进行了介绍。他认为:“我人所称南诏蛮夷,猡猡诸类之名称,并非另一种西人东来之蛮野民族。实被我汉族先祖,驱逐至穷荒僻壤的一同色人种。”[39]他强调了彝汉同种的观点,并且对“猡猡”“夷人”等本民族的称谓,向世人进行解释,希望澄清外人的混淆与误解,从而消解由此而带来的歧视。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归来的凉山彝族土司的岭光电在其著作《倮情论述》中,依据本民族的习惯,把川康彝区划分为五个地区和五种人,即以洛地(人)、式杂地(人)、素底地(人)、素洛(人)、海地(人),并且还对五种人的特点以及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做了分析。[40]他的区分与主流话语的黑夷、白夷的划分相比较,内容显得更为丰富和具体,注意到了其民族内部的地域、文化等差异;针对汉人说彝人落后的观点,岭光电认为是因为彝人没有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希望汉人能先觉而觉后觉。同时,他为了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彝区提倡学校教育。[41]他在文化、卫生、习俗等方面做了诸多改革,以此希望把本民族塑造为国家的优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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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杨汉先,作为苗族“阿卯”(A Hmao)群体的一员,在华西协和大学接受教育以后,撰写了《大花苗名称的来源》《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苗族述略》《黔西苗族调查报告》等论著,着重对苗族与划入“苗”之中但不是苗族的群体以及“苗”与“夷”进行了区分,并依据体格、性格、语言、风习、装饰等标准,对他者的苗族分类进行了修正。可以说,他应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建构一个从主位出发来划分的苗族分类体系,也就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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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求学归来的方国瑜作为滇西北纳西族(麽些)的一员,撰写《麽些民族考》一文时引用任乃强的观点认为:“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为最优秀之民族也。”同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他还认为:“考之古代记载,麽些文化并未高于其他诸族,其智慧亦未高于诸族,则后来相差如是者,盖缘汉民族与麽些混血者多,而与其他诸族混血者少,积久而至于此也。”[42]他强调了麽些民族与汉族的亲密关系,以此来确认麽些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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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份建构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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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为了让自己所属群体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争取到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不仅主动认同中华民族、参与到主流社会倡导的国族建构中来,而且展开了诸如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和请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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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认同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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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军的入侵和英缅政府欲把佤族聚居地划出中国的企图,以班洪王为首的佤族各部落首领自发组成“佧佤十七王民族自决会”,并派代表至昆明向云南省主席龙云求援;同时发布《致中英勘界委员会主席尹斯兰先生的公开信》称:“佧民为组成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兼汉颁之印信可资凭证,风俗习惯皆大同小异。同是一体,不欲分割。又以守土有责,岂甘无故放弃!故予等始终上下一心,团结一志,效忠于我阿祖阿公,不使英人越界一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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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苗族大学生朱焕章在当地编写《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其中的第一册第十二课的《爱国歌》唱道:“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山河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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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二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也称:“自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散布极广。而奉信回教的人士,除极少数是由中亚细亚一带东来者外,其余大多数是中华国民服膺回教的,所以回教之血统,是纯粹的中华民族,仅仅宗教信仰上不同而已!现在一般人将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士,硬分为汉族、回族,而加以畛域的观念。其见解不独歪曲历史,肤浅得可笑;而其用心之辣毒,亦不难想象。名不正则言不顺,人数达数千万,分布二十余省的回民,应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华国民’,而不是自外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此点首先提出请各教胞认识之一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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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获得承认并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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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西康藏族人士格桑泽仁为首的蒙藏新疆全体代表联名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要求国民党中央确实承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并对其进行适当扶持,为此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一)请大会郑重决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无论参政中央,地方自治,除依照区域人口标准外,应兼顾民族地位,予中华民族各单位应得之权利。并请明确载于本届全会宣言内,昭告全国。(二)根据主义政纲,研议规定一具体‘边政纲领’。并将其要点列入宪章中,以资今后依据施行。(三)请大会决议,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疆民族委员会,以为国家主持指导边政之最高机构。”[46]对此办法,提案还附了9项补充意见,格桑泽仁在大会召开商讨议案时,还对其做了口头说明。这项提案对中央政府以地域为依据确认个体和群体身份的主导思想提出了补充,强调了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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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政府要求得到平等对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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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15日,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支部,就四川安县王维新等指回为“”一事致函民国政府文官处,请求惩办查禁:“敬启者主席交下贵部电陈,前清无知官吏谬将回教回字加以‘犭’旁,民国十年经请云南当局通令禁止沿用在案。今四川王维新等于禁止屠宰呈内指回为,特恳令饬惩办,并通令各省一律禁用,以昭平等一案,奉谕交行政院查禁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函达查照。此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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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两名由贵州西部和云南地区的三十多个土司、土目选出来的代表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改变对该地区的政策。这两名请愿者自称代表被概括在“苗夷民族”这个类别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所有土著居民,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土著族群应有名额选派代表参加草议中的“国民大会”、建立中央和地方的专职机构来处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以及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经费。[48]至1946年,国民政府计划实行宪政,召开国民大会立宪会议。然而在大会代表的分配上,凉山彝族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为此,西昌的彝族青年傅正达、池永光、刘世昌等人发起组织“彝族青年联谊会”,1947年6月26日联谊会正式成立后,组成了由岭光电、吉绍虞美、葛世槐、傅佩营四个土司,傅正达、池永光、罗正洪三个青年,共七人的“川康彝族请愿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49]要求国民党中央承认彝族是一个民族,能够平等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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