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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在大量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云南民族识别的具体情境。他认为，民族学者的作用是关键的，而学者的知识则延续了民国时期已有的族称分类。其中，戴维斯上尉的《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锁链》“成为中国民族学西南研究和1954年民族识别工程的基础，甚至成为今日云南民族分类的基础”。[12]墨磊宁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地方精英。戴维斯上尉的民族分类不大可能来自他本人，地方精英才有可能成为分类知识的来源。已有学者提出，地方精英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例如，郝瑞提出民族识别工程“不是一个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东西，施加在被动的当地人身上。从一开始，向地方领袖咨询就是整个过程的重要部分”。[13]王富文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必定要征询和听从地方精英成员的意见……最初的分类必定反映并照顾了地方精英的观点，我们在研究这些社会后来的情况时，应该认真考虑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14]杨斌针对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指出每个民族的识别情形都必须具体分析，有的群体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精英，无法成为单一民族。是否有“人”，成为确定族别的重要因素，以至于识别的结果几乎延续了帝国时代的边疆治理知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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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先生业已指出的，民族识别的研究仅处于民族识别决策的从属地位。民族识别的主体是民族成员本身。费孝通在一篇回顾民族识别的文章中指出，“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民族的人民的意愿”。[16]林耀华更进一步阐明了“名从主人”原则的重要性：“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以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或归属。‘名从主人’就是说，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17]林耀华直接指导了云南的民族识别研究，我们可以设想，白族作为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地方精英的协商在确定族称上很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结合斯科特有关名称标准化的论述，本文将着力分析地方精英如何在“国家的视角”和“地方知识”之间协商，采用了哪些策略和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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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族称会议背景和成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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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白族”在1956年前的官方文件中多被称为“民家”或“民家族”。但是，“民家”一词主要使用在大理盆地地区，对于偏远地区今天同样称为“白族”的人口来说，当时存在不少其他族称，文献记载有“白民”“阿白”“白儿子”“民家子”“那马”“勒墨”“勒毕”“僰子”“白人”等，这些他称有的也兼用作自称，此外还有“白尼”“白伙”“白子白女”等自称。方国瑜认为，“民家”之说始于明代，是户籍制度的产物。当时由土司管辖的人口属于“土户”，称为“土家”；由大理卫管理的中原流寓属于“军户”，称为“军家”；而由大理府管理的民户多为“原住居在当地的人民”，属“民户”，称为“民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裁撤军户，民家逐渐失去了“蛮夷后代”的属性。他还特别指出，“以云南的语言习惯来说，如‘你家’、‘他家’的称呼，表示彼此客气、彼此尊重，‘军家’、‘民家’称呼的起源，应是如此。所以‘民家’是汉人称呼的，但没有恶意”。[18]同样，久居大理的澳大利亚学者费子智，也认为“民家”是一个中性的称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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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通过《共同纲领》承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基础。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不仅意在贯彻这一承诺，而且要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代表比例。此时，“白族”一词虽然在使用，但尚未成为正式族称，仍沿用“民家族”的名称，政府也并未对流行于大理的其他类似族称进行归并。但是，大理地区已经成立了27个民族自治政府或民族联合民主政府，民族乡已经多达784个。从国家角度来说，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自治政权，族称的标准化势所必然。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步推行，成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问题于1954年底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调到国家民委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前副主席周保中将军（1902～1964），于1955年在致云南省委关于《建立大理白族（民家族）自治州的意见》中，指出了建州要注意的问题。[20]周保中生长于大理盆地北部的农业地区，是土生土长的民家人。他使用“白族（民家族）”的格式提出建议，说明在族称问题上颇为谨慎。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建议，说明了拥有民族成员和党内高层双重身份的精英人物，在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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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云南省委对于族称问题同样很谨慎。根据当时的一份档案，中央和省委在批准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同时，明确指示：“对民族名称究竟用哪个‘白’字，意见尚未统一，考虑可在筹委会成立后再最后决定”。[21]此处的“哪个‘白’字”，指的是后来成为争议焦点的“白”或“僰”，“民家族”的说法已经倾向于废止。实际上，从周保中到省委和中央，都认为有必要“统一认识”，因为不仅族称问题悬而未决，就连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白族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成立民族自治地方，都存在不同意见。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首任副州长杨永新的回忆，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白族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单一民族。[22]1963年完稿的《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也记录了当时某些人的“顾虑”：“白族与汉族差不多，实行不实行区域自治都可以”，“建立了白族自治州其他民族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的保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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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委统战部通过大理地委，决定在筹委会成立前召开“民族座谈会”，并提出代表资格的具体意见。根据这份建议，代表人选由“有关各县（市）委提出初步名单和代表的主要情况报地委审查决定”，即决定权在地级党委。代表的分配原则，特别强调了“代表性”，要“根据民族分布和人口比例，兼顾各族的上层人物，以白族为主，同时也包括境内的各个民族。大民族照顾小民族，并适当照顾民族支系，境内主要单一民族都有代表出席”。[24]此处使用的“支系”这一概念，不仅说明存在多个需要处理的民族名称，而且说明这些名称被认为可以归并为一个民族了。实际上，在这份文件和先前的一些文件中，已经多次使用“白族”，与周保中1955年使用“白族（民家族）”相比，官方已经有了更明确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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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规模定在78人，其中地委审定45人。根据名额分配，“白族16人（提名25人），占35.6%”。这个比例如何确定不得而知，很可能与195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属于丽江管辖的“白族聚居区”——鹤庆、剑川和兰坪——已经由上级决定划入新的自治州，所以又通过丽江地委分配了6个名额。换言之，名额的确定颇为复杂，甚至要克服行政障碍，却碰巧靠拢了斯大林的四个民族原则之一——共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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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符合“民族分布”、“人口比例”和“民族上层”这三个原则外，代表的“代表性”还要符合当时的革命观念。对于按人口和民族分配确定的代表，“要政治历史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在本民族中有突出的代表性”，就是说，这些代表要有较高的革命性。对于“民族上层”，则要是“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族人民有密切联系，在本民族中代表性较大的人物”，相比前者，对他们的革命性要求不高，但要求他们“代表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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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族称的“民族座谈会”，是根据上级（中央和云南省委）的指示而召开的。在召开之前，已经倾向于使用“白族”这个称呼，族称之间的“支系”关系也不是问题。新自治州的行政区划，更是根据这个确定的民族主体加以确定[25]。但是，这个会议仍然要在民族分布、人口比例、民族上层、政治资格四个方面，经过认真的提名和审查，尽最大可能实现代表性。在已有明确倾向并据此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为何仍倾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召开这个会议？我的解释是，会议目的并非在于就一个未知的问题寻找答案，而是为一个大致明确的答案寻找共识，一个有关共同体命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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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从争论到妥协：会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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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座谈会”经过筹备，于1956年4月25日、26日在大理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数由原定的78人减为仅28人，其中“白族18人，汉族5人，地专机关5人”。但从代表分布看，仍符合了原来对于代表性的要求，而且，多数代表在赴会之前在本地召开了座谈会，收集了意见，没有到会的代表也有人发来了书面意见。代表们的发言详细地记录在大理专员公署的一份文件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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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自觉地以1949年为分水岭，强调民族政策使过去不敢承认和不被承认的“民家族”，成为一个平等的少数民族。主持会议的大理地区专员Y发言说：“在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民家族连自己是少数民族都不敢承认。”洱源县M代表说：“解放初期登记填表都报汉族，不敢认民家，这是地主阶级压迫造成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敢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等地位的连带条件却是承认落后并愿意在汉族的帮助下赶上汉族。如Y专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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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建立自治州闹独立王国是不对的，也有的怕自治州建立了，党和汉族不帮助怎么办，是的，如果光靠民家族自己的力量来自治是有困难，实行自治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继续求得党和政府的领导扶持，汉族人民、汉族干部的大力帮助。有人说在过去汉族压迫我们，我们实行自治就不要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以汉族来说，应该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来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若认为自治州建立自己没有地位了，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自治州建立后，汉族和民家族有责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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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专员的话显然旨在打消当时很多人的“顾虑”，所以强调汉族、“民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帮助的义务。这当然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其前提也显然是“解放”、“平等”和“落后”的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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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所说的“民族身份”很不相同的是，代表们普遍认为，确定族称和成立自治州是一种赶上汉族的特殊手段，自治州是暂时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实现跟汉族地区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大理县Zh代表认为：“我们少数民族要彻底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才可能，建立自治州是加速社会主义实现。”M代表说：“成立自治州，它的重要是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问题，自治州成立各民族团结起来发展生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有的代表说：“建立自治州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和四十条的规划。”“自治州要成立，生产任务要完成。”“自治州成立我们地方也要变成昆明一样的。”在大理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州，被普遍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同汉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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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惯了的民家”要改掉呢？Y专员表述了官方的意见：首先，“民家”是他称，“白族自称‘白子’”。“民家”是相对“官家”/“军家”使用的，“有侮辱的意思和被压迫的含义”。所以应该用“白”或者古代的“僰”。多数人认为“民家”在他们的地区都有贬义，同意废除。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大理一代表认为“民家”尽人皆知，并非贬义，“白子”才是侮辱性的。这也合乎费子智的观察，[27]更表明至少在1956年以前，同一族称在语用学（pragmatics）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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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使用“白”还是“僰”。主张使用“僰”的代表认为，僰“是砍柴，代表劳动人民，劳动创造世界，应用僰字，僰字头上有两人肩，把民族装束代表出来是最生动，最有意义，所以用僰好”；“僰字是劳动人民的象征……用这个‘僰’字为宜，这对今天提倡劳动发展生产也是正确的”。僰字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有历史根据”，是“祖先创造的”。历史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过去白族称为“僰人”。主张使用“白”字的代表认为，白族崇尚白色，历史上有“白王”和“白子国”的传说，“白”代表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几个代表都认为“僰”字“晓不得”，“看见也认不得”，白字容易让农民接受。大理地区的回族同样崇尚白色，所以“用白字有利于民族团结”。大理县Zh代表是地方硕儒，他认为“僰字是说古人在荆棘树下生活，现在用是侮辱祖先……万万不能用”。他建议使用文献上的“昆弥”，即使不用“昆弥”，也要使用“白”字，因为“汉武帝以后，大理有白子国，而且大理是佛教之地，爱素净洁白，不喜欢染上颜色，所以用白字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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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白”字同样遭到质疑。一位宾川县代表说，虽然过去有白王，但他自称为“僰”。有几个代表同时指出，“白”与“红”格格不入，“有五六个老先生说，共产党红旗当政，用白字与红字有冲犯”。但很快就有代表提出，“白”字在民家话里并没有汉语中的贬义。一个代表还指出，即使用“白”字“还是汉字”。相比之下，反对“白”字的意见较少。几个起初主张“僰”字的代表到了第二天，纷纷改变了立场，支持使用“白”字，但改变的原因则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意识到“僰”字难写，有人说听别人发言才发现“僰”有贬义。最关键的意见在于“僰”字会与傣族混淆，因为当时也有意见认为傣族祖先与“僰”有关。H代表说，自己认识到用“僰”字缺乏“敌情”意识，“应该从民族化、大众化考虑。用‘僰’字与傣族混淆，给敌人有空可钻。我们看到有空（子），不能留下空子给敌（人）钻。所以我放弃原来的意见，非常同意用白色的‘白’字，白就是光明磊落、纯洁、诚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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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与傣族混淆”会是“缺乏敌情意识”，在于“冷战”初期涉及中国和泰国关系的一个著名的学术公案。泰国和欧美学术界在当时普遍认为泰族曾是中国的主人，并建立了南诏，后来在当代中国人祖先成立的中原政权压力下，一路南下，建立泰国。这一看法成为泰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石。[2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学界反复撰文，强调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29]因此，如果使用“僰”字，将会跟认同僰人为自己祖先的、与泰族同源的傣族混淆，给“帝国主义分子”留下分裂中国的口实。当这个问题摆明后，弃“僰”用“白”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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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没有进行投票，而是由Y专员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宣布大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即不用“民家”而用“白”字，并通知将把结论“报省和中央”。“白族”这个名称就这样在1956年4月26日这天，成为民家族的共识和新的名称。“民族座谈会”召开12天后，大理地委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上报，很快获得省委和中央的批准。同年11月1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中央、云南省及四川、贵州两省，都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或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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