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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rowitz，Donald L.，“Ethnic Ident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p.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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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密斯·安东尼：《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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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7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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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15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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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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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aters，Mary C.，Ethnic Options：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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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谢乃，保安语，表现内部社会组织的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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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eyes，Charles F.，“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ed.，Ethnic Change. 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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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318～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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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Keyes，Charles F.“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ed.，Ethnic Change，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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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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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和：《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1984，载林松、和主编《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第19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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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制造共同命运：以“白族”族称的协商座谈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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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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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老一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在1957年共同撰写的《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中就早已指出，族别问题的研究在民族识别的政治决策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经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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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前辈明确地将民族识别研究放在民族识别决策的从属地位，认为“民族名称”是由各族人民自己确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名从主人”原则。但是，如何实现“名从主人”，他们却未作详论。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正如林耀华所说：“一九五四年，仅云南省就有二百六十多个族体上报族称。当时我们仅从表面分析，就发现‘族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一些人自报地方籍贯名称，一些人竟自报特殊职业的名称。还有的地方共同体受汉族影响深，讲汉话，民族特点虽不显著，但还保留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等等。”[3]既然族称问题如此复杂，那么，云南的260个族称是如何缩减到今天的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民族呢？“名从主人”的原则发挥了什么作用？谁是名从主人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是如何“协商”和“考虑”，从而确定一个民族的族称的？其他族称为何被放弃？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有关族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理解当下急需追问的“民族”建构过程，并深入理解这一过程与当下民族与民族主义知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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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1956年云南省大理地区统战部组织的一次“民族座谈会”为例，探讨“白族”这一族称在民族代表中的协商过程。作者提出，“白族”族称的确定是一个“名称标准化”过程，它的确定既不是国家权力的决策，也不是学者意见所主导的，而是一个由地方精英主动靠拢国家计划的过程。族称的确定可以称之为各种原则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制造共同命运”的过程。这些原则包括“解放”和“落后”的话语、历史根据、避免歧视、易为民族成员接受、符合共产主义价值等。通过确定族称，民族成员的日常知识被陌生化（de-familiarise），融入与国家的共同命运之中，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阈限”阶段。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为原始资料，田野工作时间为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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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族称与“国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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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名称标准化”的研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了“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这一经典看法，即中央政府通过命名，将地方社会转化为可以被国家“读懂”（legible）的结构，并据此管理和操控地方社会。但这经常导致地方知识［斯科特称之为“米特斯”（mētis）］的流失，造成整个计划失败。例如，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和英格兰，姓氏并非普遍现象，但国家为了清晰而简单地记录个人财产和纳税情况，强制人们将“复杂冗长”的名字简化为“名”与“姓”的组合。结果导致这些新名字失去了地方信息，使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家庭谱系不再与个人关联，引发地方社会动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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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看法对于族称研究有一定启发，但存在明显的不足。民族识别的确是一个由国家推行的“清晰化”过程，其目的同样在于让国家“读懂”地方社会。云南族称从260个骤降到26个，的确也涉及地方知识的流失。但是，名称标准化并非像斯科特所说，一定单纯服务于国家的统治愿望和征税目的。20世纪50年代的族称标准化计划，目的无疑是为了赋予少数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正如王富文（Nicholas Tapp）指出的，“不论如何识别民族，（民族识别）本身的目的，都是将民族从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的压迫中解放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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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参与过民族识别的学者，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支持“解放”立场。林耀华和杜玉亭都认为民族识别是对马列主义民族学的发展。[6]李绍明进一步提出，民族识别的继续深化，必须依赖更为深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强调学者的作用。[7]英文世界近年的主流看法则旨在质疑“科学”和“解放”的立场，强调被识别民族内部的非连续性，并以此为未被官方认可的族称“正名”。[8]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认为“民族”是彻头彻尾创造出来的，没有“本真性”可言，制造的只是“国家的臣民”。[9]但正如潘蛟指出的，这些看似“去东方学化”的论述，实质是一种“再东方学化”。[10]它们在中西之间使用双重标准，混淆世居民族和迁徙民族，骨子里是要坐实（reify）一个威权中国。[11]这一看法一方面指出了英文论述中普遍存在的盲目解构倾向，另一方面却也无意挽救老一代学者的科学主义立场。笔者据此建议，在当下的情境下，既不能因为认同多样而放弃族称，也不能以“科学”为由放弃对族称的反思，而是必须回到产生族称的具体情境中，考察这一过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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